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淑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附近公园里的树长得很高，在树的掩映下，这片平房显得萧索。外面堆着生活垃圾，就这样堆着无人清理。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的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

在观察人士看来，求诊癌症患者的临时住所是刚需，政府和社会救助力量应该介入，提供正规经营、价格适中的住所；而在取代“癌症旅馆”的住所出现前，对“癌症旅馆”不能一关了之，可以考虑纳入合法经营范围，并加强监管。

每天，何淑静会不定时出现在旅馆，笑盈盈地招呼房客，或带着新的客人穿行在幽暗的巷子里。她养的小狗趴在值班室的门口，主人没有时间管它，就任它在过道里窜来窜去。

沈君从外面买菜的回来，看到何淑静手里拽着刚收来的几百元住宿费，“哟，姐，这么多钱啊？”他盯着何淑静手里的钱，笑呵呵地说。

“要不？给你。”

“不要不要。”沈君摆手走开了。

何淑静把钱塞进了包里。为了保证旅馆的入住率，只要没满房，她都要到肿瘤医院门口招揽生意。

整栋旅馆，只有李玲一个服务员。每个月，她从何淑静那里领取工资3000元。

她的日常工作是扫地洗床单，到医院门口发广告，招人住宿。“累死了，就我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她忍不住抱怨。她只在每个租客离开时打扫一次，这会，有房客到值班室换领干净的床单，李玲特别叮嘱他别弄脏了，房客点点头，抱着床单离开了。

她在值班室看起了电视剧，剧里的情节惹得她直发笑。

三年下来，48岁的李玲学会了看客人脸色，“有的人心情不好咱不问。”她有时会抱怨某个年轻房客没有礼貌，“一个四川的男孩有病来复查，每次来都住一个月，从来不叫大姐。” 和患者聊天时，她一个劲儿劝患者想开点，“啥事别往心里搁，该吃吃，该玩玩。”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一直在旅馆干下去，“公园是新建的，还没修好，这房子是改造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拆。”

每天，何淑静的电话和微信响个不停，订房的，续住的，问地址的。她的微信里，加的好友“全都是病号”。住进旅馆的，不少都是回头客。开家庭旅馆5年，何淑静有自己的待人法则：“不把他们当病人看。”

这里的房客，有的包月，有的住一年半载。有些患者实在拿不出钱，何淑静会宽限几天时间。“来到这里实在也不容易，都得花个几十万。”时间住得长的患者，她会酌情便宜一二十元钱。

那天，从医院北门口接完客人回来，何淑静和李玲在值班室聊起了房客的八卦。几号房的房客带着保姆开房，几号房的夫妻吵了架……聊到兴头上，何淑静哈哈大笑起来。

李玲离开以后，何淑静取出笔记本，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下当天入住的房客信息。她不识字，只能写写数字，边写边念叨：“7号房的该结账了，13号房的明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