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女房客提着一袋子蔬菜冲进值班室，她脸色蜡黄，喘着粗气吼到：“老板，我们还没走呢，你怎么让别人住进来了？”她的儿子正在肿瘤医院治疗白血病。

“你不是说今天可能会退房吗？”

“我儿子还在医院呢，没说一定要走啊。”

“现在房间都满了，我让人去哪住？”

“那我可不管，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赶紧让那人搬出去。”

房间已满，何淑静只能说服新来的客人暂时住进值班室里。

“离开了，还得回来”

冬日的傍晚，旅馆的过道里安静极了。不时有人跑到旅馆外的公园里透气，公园不大，被涂满绿色油漆的铁栅栏包围住，偶有乌鸦穿过树林，在人头顶发出几声哑叫，很快又恢复寂静。

癌症患者需要到医院复查，离开旅馆之后，他们依然会不定期地回来。“既然得了这种病，那就甭想逃出这个地方。”谢妙一边说着，几度哽咽。

10月20日那天，去医院化疗之前，胡强以为自己第二天就可以离开这家旅馆。但根据医院前一天的评估结果，他腹股沟的淋巴细胞结节范围扩大，第一个临床试验方案已经失效，需要重新更换治疗方案。

以前一进医院，胡强看到“肿瘤”两个字，就觉得刺眼。刚开始化疗，看到自己的头发掉光了，他会掉眼泪。现在，他习惯了，再难受也不哭。

知道治疗方案失效的当天，和往常一样，胡强盘腿坐在床上，脱下黑色的呢子外套，一言不发，垂着头，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他的呼吸声。

夜里，冷空气从窗户缝隙里渗进来，胡强懒得找老板拿被子，体内的癌细胞让他疼痛难忍，黑暗中，他一直睁着眼，瞪着天花板，四下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因为被癌细胞入侵，59岁的胡强此时应该还在家里的铁矿上，每月拿着月薪3000元的工资，过着铁矿工人的平凡生活。

患病之后的每个星期四，胡强早上四点准时从承德出发，七点多到旅馆入住。有时和家人一起，有时他只身一人：第一天检查，验血，做心电图，指标正常；第二天便直接化疗，结束后再拼车回家，“离开了，下一个星期还得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强来过一次北京：因为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进京上访，最后无果。他一辈子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活着。

这是胡强第七次住进这家旅馆。准备化疗前，他去医院找专家做了身体评估。下午，胡梅从旅馆的床上爬起来，出发去医院取评估结果。“结果你给我打印一份。”胡强特意叮嘱她。

屋子里闷得慌，胡强披上棉衣外套走出门去，在过道里徘徊。偶尔，狭窄的过道里，胡强立在那里和谢妙聊天。“我现在脖子肚子腹部哪儿都是（癌细胞）了。”谢妙静静地听着。

最后，他劝谢妙想开点，劝完，他自己哭了起来。“能治就治两天，不能治……”他声音发颤，突然停住，再不说下去。

谢妙看到胡强离开旅馆时的背影，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

永远离开旅馆的有两种情况：患者没钱治疗了，或者医院再没有治疗方案了。

沈君记得，林妍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离开的旅馆。“大夫让她回家养着。”离开旅馆以后，林妍给沈君发过两次信息，就没再等到过她的消息。

偶尔，沈君还会翻出她的微信照片，看看她的模样。

先前的患者走了，新一波的患者又会住进来。等到下一次化疗或复查，离开的患者又会回到这里。就这样循环往复。

每个月，除了陪妻子到北京看病，余下的日子里，38岁的沈君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内蒙古和山东之间。“回去把患者安排好了，我就出车，在家待着，一天都待不了。”说这话时，他神情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