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怨于人事

多年后，许多故宫博物院的老人回忆起这场风波都说，崔李之争其实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个导火索，其更深层次的矛盾，早在几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素来醉心古物的他，对溥仪霸占着紫禁城十分不满。当年10月，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冯玉祥反清立场一向十分鲜明。于是，易培基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这才有了溥仪拖家带口仓皇辞庙的一幕。

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从那时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层的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李煜瀛被委任为理事会理事长。从历史渊源看，他们二人领导故宫博物院乃众望所归，而另一位被国民党塞进故宫的张继，就显得有点儿不能服众了。

张继，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反对“联俄联共”的主张，成为了“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

从履历上看，张继与故宫博物院没什么渊源。二者唯一的交集是，1928年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拍卖故宫”的提案时，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驳斥呈文。张继的文章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平息下来，而他也因为守护故宫有功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核心。在1928年底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理事会上，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三人均被推为常务理事。经大会讨论，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但后来张继并没有当上副院长，他与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1928年，可以说是易培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时他不但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由于农矿部在南京办公，所以起初易培基并没有来北平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院长没到任，按说故宫的日常工作应该由副院长负责，但易培基并没有把这个重任交给张继。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吴瀛回忆，易培基对他说：“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即李煜瀛）的意思。”

在易李二人的运作下，张继没当成副院长，只捞到了一个文献馆馆长的位子。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则是秘书长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学法国，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看似资历不浅，但他能得到秘书长一职，主要因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李宗侗的上位，不但引起张继的强烈不满，许多故宫的老人也不太服气。易培基的同窗好友吴瀛，从草创期就为故宫博物院奔走呼号，如今只得了一个简任秘书之职，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故宫尘梦录》中回忆，易培基的老友左霖苍曾直言：“论劳资、论辈分，某决不应在某之下。”这两个“某”指的自然是吴瀛和李宗侗。就连易培基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一再表示所谓“简任秘书”实际上是院长助理。吴瀛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博物院了”，所以并不在乎职位，但张继和崔振华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复易培基和李宗侗。

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7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发工资，更是无稽之谈。处分物品的收益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账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