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民国年间发行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

工人们正将故宫的文物打包。

继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

易培基辞职

接连遭张继夫妇两次构陷，易培基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易培基的学生、当时正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余盖回忆，就在这时秦汉功见势不妙，见风转舵，将张继夫妇给他贿金，让他诬告故宫博物院报销单据有问题的事向他和盘托出。易培基令秦汉功写了一份坦白书。因为怕遭张继夫妇报复，秦汉功在易培基的安排下搬到了上海，再也不敢露面了。这样易培基手里就握有了张继夫妇构陷他的证据。

1933年10月，易培基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反诉。在反诉中，易培基详细说明了张继夫妇联合郑烈、朱树森，买通证人，蓄意诬陷他的经过。与此同时，他将这篇文章投书《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还编印了一本名为《故宫讼案写真》的小册子到处散发。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易培基一击不中，张继一方更加有恃无恐。此时，李宗侗早已借护送古物南下的机会，躲到了上海，并且向故宫理事会提出辞去秘书长一职。张继夫妇看出李宗侗生性胆小，于是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马衡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找李宗侗调停。袁马二人转达了张继夫妇的意思：“只要易院长辞职，以后双方都不攻讦，万事全休。”早已六神无主的李宗侗，一听此言立马答应去说服老丈人。

10月15日，吴瀛在报纸上看到了易培基已经向故宫理事会辞去院长一职的消息。吴瀛替易培基抱不平，易培基也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论资历和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并不弱于张继，何以让人挤兑成这样？在案情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反而让人觉得做贼心虚一样。易培基一脸无奈地对吴瀛说：“我本不肯辞院长，玄伯（即李宗侗）闹了许久，我并没有听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曾经吩咐佣人不要他进来。他不由分说闯进房来，我是9点钟要睡觉的，他纠缠到12点钟还不走。我生气同时也实在受不了，方才说：听你去罢！他就替我打了一个电报辞职，我真没办法啊！”面对此情此景，吴瀛也只有苦笑。

然而，易李二人的息事宁人，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来。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李宗侗、萧瑜、秦汉功等9人提起公诉。一年前，南京地方法院对易李的指控仅是违法舞弊，而此次竟然升格为“盗卖古物”。起诉书中提到，易培基借“国宝南迁”之机，调换珠宝，占为己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1496件。

起诉书言之凿凿，甚至连多少颗珍珠被盗都数得颗颗分明，幕后策划显然已非一日两日。后来随故宫国宝漂泊半生的那志良，当时正护送国宝抵达上海。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提到，李宗侗派人装了20箱珠宝运到上海，法院对这些珠宝特别感兴趣。于是，接任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便安排那志良负责接待法院检察。

当时，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和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如果有一件东西是假的或与账册不符，就要把它另封起来。

对于整个鉴定过程和鉴定人的资质，那志良很不以为然。他记得，有一个包里有四粒小珠，账册上写的是五粒，他们就赶紧登记下来“偷了一粒”。然而，在同一箱的另一包中，账册写着四粒，实际是五粒，他们却没有记下来。那志良认为，这也应该记录在案。莫检察官却不肯，还说：可能是账册写错了，只有人从公家偷东西，哪有人会从家里拿东西放在公家的？那志良说：“有没有可能是包装时错乱了呢？”莫则摆出一副法律专业人士的面孔说：“从法律观点，一件事不能与另一件事混为一谈。”大家便都不敢做声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的鉴定人也很不专业。有一次，鉴定人指着一块红色碧玺说是红宝石，急得那志良赶紧请他再看看。这位老先生仔细看过后说：“我说错了，是红碧玺。”要知道，红宝石与红碧玺的价格天差地别。那志良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我不指正他不成，他们写成红宝石，就算定了案，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怎么办呢？”

除了上面闹出的笑话外，将铜镀金认成纯金、玻璃料器认作玉石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故宫中珍品固然很多，假货也不少。究其原因，有的因为进贡人是外行，有的是早已被太监偷梁换柱了。

这20箱珠宝中，凡是被鉴定为伪品、名不副实、珍珠脱挂、总数比清册上少的，都记到了易培基头上。

鉴定完珠宝，张继夫妇又找人鉴定起书画来，这次他们搬来的是书画大家黄宾虹。据黄宾虹在《故宫审画录》中记载，他分别在北平、上海、南京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鉴定工作。这期间，黄宾虹过手的书画数量之巨令人咋舌。据当时的《国画》月刊记载，仅以在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古画为例，他每天鉴定的书画就有四五十幅之多。

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故宫的文博专家们对黄宾虹的鉴定工作非常不满。那志良在《故宫四十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颗珍珠，一块宝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内行人，所见一定相同。书画则不然。故宫博物院有书画审查会，时常有绝对相反的意见。法院只请了一位黄宾虹先生担任鉴定，难免发生错误。”

继易培基之后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对黄宾虹的鉴定也颇为不满。当年他就写了一篇名为《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碑帖品质低劣的例子。然而，南京法院仍以“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论调，将黄宾虹鉴定为伪品的书画都算在了易培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