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昭雪

易培基生前曾说过：“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年，易培基曾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当时，他对还是学生的毛泽东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泽东在一师任教，并支持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后来，毛泽东向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吴瀛认为，毛泽东与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鸣冤。

新中国肇始，百废待兴，要忙的事情千头万绪，但毛泽东仍立即对“易案”给予了关注。他将吴瀛的陈情信转批给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论起来，董必武与易培基也是老相识，辛亥革命时，他们同在湖北军政府共过事。对于吴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视。

然而，与“易案”有关的双方当事人——易培基、张继死了，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去了台湾，证据也多毁于战火。怎样才能平反昭雪呢？此时，继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石学家马衡成了“靶子”。

马衡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的工作，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易培基受诬辞职后，他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不但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论起在“易案”中的表现，吴瀛等人对他的意见很大。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举了个例子：有人散布传言，说易培基把故宫古物馆中一大批成扇送给了张学良。别人问起此事，当时身为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却说：“不知道！”吴瀛认为，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现，使人家得到一个疑心的反证。而且易培基辞职后，张继等人推举马衡做了院长，他无形中成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这也是易培基的老友们难以接受的。

然而，马衡本人也感到万分委屈。论学识、资历，他接掌故宫实至名归，而且当年有感于易培基受冤枉，他已经在第一时间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间接为易辩诬。因此，当听说吴瀛写信指控自己是“易案”的策动者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殊可骇异”。

1949年10月，马衡向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表示，希望能面见董必武，把此事说清楚。董必武并没有见他，却在不久后会见了人在上海的吴瀛。交谈中，董必武盛赞吴瀛“古道热肠”，还谈了毛主席对故宫盗宝案如何平反的意见。“易案”双方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对于马衡的指控也多是揣测，并无真凭实据，因此毛泽东、董必武都不主张走法律途径，而是希望在舆论上给易培基一个说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登门造访吴瀛，把马衡新编订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交给他。马衡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简意赅的“附识”：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

一九五〇年一月

马衡在这篇小文中，明确表示“易案”乃是一场冤案，算是在舆论上公开为易培基平了反。两个月后，吴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至此，这桩绵延17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