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身死

1934年11月4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的起诉书。“国宝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院长竟“监守自盗”！一下子将故宫博物院推向了舆论的风暴眼。

一时间，各种不着边际的假消息见诸报端。有的报道：“江宁地方法院通缉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畏罪逃往国外”。有的报道：“萧瑜（原农矿部次长）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扣留。”而另一方面，易培基等人的辩白文章，却因没有检察机关核准，而屡屡被各地报馆退回。

易培基和李宗侗自辞职后，便住进上海的租界区。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但是他们在北平、上海的房产均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了。

吴稚晖、李煜瀛等人没想到，一场人事纠纷竟会闹得这么沸反盈天。吴稚晖愤愤不平地对张继说：“寅村（易培基的别号）今后居沪养病，不再与闻博物院事。你为什么又凭空捏造寅村逃往国外的消息来？真是荒谬！”吴瀛、余盖等易培基老友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纷纷劝易培基反诉。

然而，易培基对形势的认识，则更清醒。他一语道破：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江宁地方法院对他发出通缉令时，他曾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他们均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实际上是有权有势者操纵的工具。身为司法院副院长的张继想诬陷易培基，易如反掌。易培基若投案反诉，法院可以将他羁押侦查。一事辩清，另生他事，东拉西扯，缠讼不休，不把他拖到皮焦骨枯，誓不罢休。当时易培基已经是肺病三期之人，设身处地地讲，他确实经受不起无休无止的官司。

易培基、李宗侗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小职员萧襄沛却遭了殃。萧襄沛原本在秘书处做科员，“国宝南迁”时临时奉命去帮忙装箱。被检查的20箱珠宝，正是他经手封装的。在为一个凤冠装箱时，由于箱小冠大，盖不上盖儿，萧襄沛便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来，装在箱子里。这本来是个技术问题，即便有不妥之处，至多也就是给一个行政处分，绝构不成犯罪，但郑烈竟指使法院告他“破坏古物以伪换真”。

那志良记得，萧襄沛在看守所羁押了很久。他太太带着孩子住在看守所对面的客栈里，住得久了，钱用完了，想要回去。店家却对她说：“你打的是冤枉官司，不久自然解决，我们愿意帮你。”于是，萧太太又住了些日子。眼看开庭遥遥无期，她又想回家。没想到，店家变了脸，非要她结清账目才能离开。萧太太只好四处借钱，才得脱身。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这个小插曲也可以窥见当时人心之险恶了。

萧襄沛的案子审来审去，到底也没有找出他“伙同盗宝”的证据，只好胡乱判了一个毁坏公物罪了事，所判刑期正好抵清他在看守所拘留的时间。

1937年夏，吴瀛收到长女吴珊的信，得知易培基已经病入膏肓。他连忙从南京赶往上海去见老同学最后一面。当时易培基还幻想着，希望能有“政治解决”冤案的一天。可吴瀛知道，易培基是不可能活着看到冤案昭雪了。

果然，吴瀛回到南京不久，就传来了易培基的死讯。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踏上上海，沪宁已不通行。易培基离世时，身边极为寥落，只有老友吴稚晖和吴瀛的长女吴珊代为料理后事。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945年，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国民党大员们忙着到敌占区“五子登科”，对易培基的未了之案，黑不提白不提了。直到1947年，张继暴死，法院才对“易案”作出不予受理的结论。

吴瀛看着《南京人报》上这则小小的新闻，心意难平。一桩绵延十几年的冤案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吗？他咽不下这口气。作为易培基的好友和“易案”当事人之一，吴瀛仍想替好友平反昭雪。然而时过境迁，连当初极力支持他的吴稚晖也劝他就此罢休。想到老友含冤身死，自己却无力帮他洗刷污名，吴瀛只有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