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分歧

现实生活中，24条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十多起案例中，绝大多数都以被负债者败诉而告终。

姚静是安徽省淮南市一名中学教师。两年前，姚静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2015年1月12日离婚。此前，她和前夫已经分居了将近一年。2016年7月，她被债权人起诉至法院，债权人称，其前夫借了86万，逾期未还，现在联系不到人，只能找她还钱。姚静认为这笔钱她毫不知情，而且还是前夫在两人分居期间举债的，她没用一分钱，因而自信官司能赢。

2016年9月28日，姚静接到败诉的判决书。当天正是姚静的生日，她哭得稀里哗啦，对法官充满了不解和怨恨。后来，这名法官和姚静律师沟通时解释，因为有24条在，他没办法不如此裁判。

这是姚静真正了解24条的开始，当地法院一位对其身怀同情的法官说，即使他们一审判姚静不承担前夫债务，但原告上诉之后，因为24条在，二审还会改判。

1月10日下午，朱桂华唯一的住房降价15%进入第二轮拍卖。

因为前夫的举债，她先后4次被债权人起诉，目前3起案件朱桂华已败诉，3起案件涉及金额65万。

朱桂华告诉新京报记者，3起案件均是法院在她重度抑郁住院期间缺席审判，而等她出院，已经过了上诉期。

经过不断的申诉，最近朱桂华刚刚看到一丝希望，2016年12月27日，针对她的三起案件，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有望迎来重审。但法院的强制执行无法停止，看起来，这套房子已经无法保留。

也有负债者最终胜诉的个案。“24条公益群”一位成员告诉记者，这样的个案少之又少，而且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考量。

湖南宁乡县公务员朱某因为前妻炒股和赌博，欠下很多外债。近年来，他不断被告上法庭，其中最大一笔债务是70万。和其他案件一样，这起案件一审、二审朱某都败诉，法官均按“24条”裁定70万是共同债务。

现任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的马贤兴此前曾任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回忆，朱某案再审时，他力主了对朱某案的改判，判朱某胜诉。

马贤兴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他和合议庭法官探讨后认为，该案借款金额较大、未用于家庭生活，应改判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但庭长不同意，认为24条规定很清晰，而且之前的类似案件一直都是这样判的，担心改判之后会引起大规模“翻案”。

马贤兴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的依据是《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据此，他认为判断共同债务的标准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马贤兴认为，24条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41条的立法精神，仅以“婚姻存续期间”这个唯一的时间要素为判断标准，再加上用了“应当”这个武断、几乎是不讲道理的“强词”，导致现实生活中，不少冤假错案产生。

既然有《婚姻法》41条，而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法官还是选择了司法解释24条呢？马贤兴说，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解释，是为了帮助司法裁判人员更好地理解法律及其精神。在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直接引用裁判案件的效力。它有利于细化法律规定、统一裁判尺度；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人员的“懒政”。

他表示，现实中，一些司法人员处理案件，首先不是对案件本身涉及的多方面的价值予以综合考量和判断，而是先看司法解释有没有规定，再看法律如何规定，有规定就直接引用，机械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