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乡愁

在集中的乡愁表达中，地域差异、个体差异随处可见

今年春节，上海社科院的副研究员汤伟写了十篇回乡见闻。他所处的江南乡村，在物质上早与城市接轨；他所感受到的乡愁，是另外一种。

“村里的道路很早就拓宽了，很多人家有车，有的人家还不止一辆，但年轻人很少。”农村空心化，是汤伟眼中的家乡，最触目的现实。

春节回家，村里各家都不拜年了，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之间虽有微信群，但通常不怎么说话。汤伟所在的村庄是当地有名的教育村，先后出了几十位名牌大学生，多数都定居在上海，当律师、学者、证券从业者等，但和王磊光的同学们不一样的是，他们互不联系。汤伟保持密切联系的，是大学校友群和同领域的学者。

而今的村庄，在汤伟看来，更多是作为地理意义的存在。生活在村里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起交往。哪怕是遇到拆迁事宜时，短暂地形成“共同体”，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仅仅是个人利益的相加，“各家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份”。

被城市同化的乡村，是汤伟看到、感受到的家乡，而所有这些，都与他印象中的家乡有巨大差别。他的乡愁，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坦承，之所以每年回去，主要是父母还生活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这层关系，乡村和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在任远教授的定义中，不少乡愁是站在乡村之外的“他者”的乡愁。“对乡村发展的理解要从乡村中人的需求、从乡村共同体的具体运行中得到理解，乡村的未来发展也应该由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参与、自己来建设。”

王磊光的朋友小花（化名）是另外一位“他者”。2月6日她发文质疑，返乡书写能否避免煽情？

小花的家乡是某国家级贫困县。她在上海创业定居后，把父母也接到上海，所以她觉得乡愁表达是“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自以为是”，而她自认为“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溺于哀叹”。她用努力证明了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却也发出“定居下来了，再也不会回老家了”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