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了人们对文物修复的好奇心。日前，故宫文物医院正式揭幕开张，将这股关注热潮延续开来。

屈峰在他的工作室外

史连仓和徒弟谢扬帆在进行修复工作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文物修复师却要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幅古画揭一两个月；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他们用手里的工具，沉默地和历史对话，乐此不疲；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的牢固信仰；他们修复残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同时，将附着之上的璀璨夺目的文化内涵与穿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传承下去。

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故宫文保科技部，探访那些自称“普通人做普通事儿”的顶级文物修复师，看他们如何修复时光碎片。

1文物医院

2016年12月29日，腊月初一。

故宫博物院西侧院墙内侧，故宫文物医院正式揭幕开张。这片原来的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沉寂了几年后，华丽变身为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功能门类科研设施最齐全的文物科技保护机构。

这是一排颇似古代朝房的平房，与故宫整体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建筑长度达361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上和地下各一层。若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这样一排普通的平房内部却是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宽敞整洁的白色通道，两旁是各个“诊室”，所有文物医生均身着白大褂。

医院开张，最为兴奋的自然是故宫掌门人。为了这件事，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许多故宫人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

“病人并不是直接上手术台，而是先挂号、建病历、进行各项检查，再找医生诊断。青铜器、古书画、瓷器等文物也是一样，修复工匠们要看它是什么时代的，成分是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再进行修复。”古老的文物如何与现代医院挂上钩？单霁翔表示，之所以将文保科技部展示区命名为“故宫文物医院”，是因为文物修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像患者到医院看病一样，不仅需要有传统技术的工匠进行经验性的判断，也需要借助各类分析检测的仪器来诊断。为此，故宫配备了文物专用CT机、显微观察设备、无损探伤设备等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

据记者了解，一件文物来到文物医院修复，其过程还真有些像是病人到医院看病。

首先是各文物保管部门，列出需要修复或保养的文物清单，到文物医院“挂号”。根据不同文物的损伤情况，文物医院给出修复意见，然后分别送入各相应科室，这有点像是分诊。然后就是开始修复，文物修复完成后，医院还要填写详细的修复记录，就像是一个病人的病例。最后，修好的文物就可以出院了。这些文物大多要进行展览，它们便可以光彩照人地与观众们见面了。

记者在书画修复室看到，一幅卷轴“躺在”显微镜下接受“检查”，显微镜左侧的显示屏上，直接展示出了卷轴的“肌理”。

工作人员介绍，这台“三维视频显微镜”设备，可放大至200倍。检测图案显示出的是卷轴画纸的经纬线，之后还能用软件测量其经纬线的宽度和画纸材质，如果古画上有缺失，文物医生就能从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寻找相似材质进行弥补。

在青铜器“诊疗室”内，一个青铜器正在接受“诊断”。一旁的文物医生介绍，这一机器学名叫“X射线荧光光谱仪”，与医院里的CT设备类似。将文物放在仪器上，就能“隔空”探测出制作文物所需的各种成分，在后期修复时能直接分析缺失处的材料。

如单霁翔所言，如果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是“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则是“西医”，要建立拥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文物修复医院，必须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

文物医院揭幕当天，因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被一众网友誉为“故宫男神”的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津也在现场，不久后，他和徒弟就要迁来文物医院办公了，“虽然舍不得那个小院子，但是这里恒温恒湿的条件肯定更适合钟表修复。”王津说。

2慢慢来

2017年2月8日，正月十二。

紫禁城外年味儿未尽，宫墙内依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

坐落在故宫西北方向的一处建筑，这里能望到慈宁宫的后墙和故宫最完整的雨花阁佛堂。故宫文保科技部———门旁的牌匾略显斑驳，这儿就是“男神”王津不舍的那个小院子。

与坐北朝南敞亮的宫殿不同，文保科技部的几排房子东西排列，老人们管这里叫“西三所”，被传是曾经的冷宫，实际上是“退休”太妃太嫔们的住所。这个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院落，却是整个故宫办公区内唯一设置了门禁的地方。1950年，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着手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1988年，修复厂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在这里，一代代文物修复师让各类珍宝得以恢复生机。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上大红，铺天盖地的赞美向这群故宫文物修复者袭来。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过了门禁进入第一个小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所在。推开门，地面是旧时铺的大石砖，岁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散落着一层木屑。也许，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乾隆坐过的明代圈椅，或者是康熙使用过的某件屏风。窗户上挂着古旧的白色百褶窗帘儿，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工具和杂物。因为即将搬家，屋内稍显杂乱，但并不妨碍老中青三代修复师各自埋头忙活，木器组组长屈峰正在电脑旁给最近修复的文物归类建档。

一场修行，屈峰这样看待自己过去十年的宫内岁月。十年间，他改变着文物，也被文物所改变，从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变成了到现在锁门时都会反复拽几下的木器修复师。

2006年，屈峰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梦想当艺术家。当年他的首选是留校任教，可惜学校那年不招人。正在这时候，进故宫修文物的机会摆在了他面前。“来故宫能做雕刻，所以进了宫。”不过，当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还是在屋外的长廊徘徊了好一阵子。

人生路上，屈峰往前迈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他坦承有几次想缩回脚重新来过。

一开始，屈峰看文物就是文物，他就是他自己。第一年里，原则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还有打水扫地。有时候抻脖儿凑近了看，师父都会嘱咐“躲远点儿”。屈峰直言，对这种宫廷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器，他最初不是太感冒，“因为太工匠式了，没创意”。还没有放下艺术家思维的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是一种限制。”

直到有一次，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气儿就做完了。交活儿的时候，师父说：“你做快了。”他不解反问：“做快了不好吗？”师父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此后，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师父叮嘱他“慢慢来”的意思。

除了大型展览，文物修复师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

后来，“你会逐渐把文物当成一个生命去看。你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两个生命在碰撞的过程中，就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理解文物，反观你和周围事物的关系以及思考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屈峰说，修文物跟破解谜语一样，你不断地探讨，但有些谜底到头也还是查不出来。

在故宫的第一个十年，屈峰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独立修复的一件清皇室紫檀嵌粉彩瓷片椅。时隔多年，他仍能准确说出各种细节。

椅子送来时，四条腿里面三条腿都断了，连接椅子腿之间的四块牙板，三块已经裂掉变形，粉彩瓷片也严重损伤。在修复时，要不断地尝试三条腿哪个接口对应哪条腿，而且必须得同时接，否则另外两条腿就有可能对不上。修复难度可想而知。从除尘、拆解椅子松动的部位、清理老化鱼鳔胶、修补残缺处、组装黏合到烫蜡，战战兢兢数月后，紫檀嵌粉彩瓷片椅终于在屈峰手里恢复了昔日光华，扶手外饰喜鹊顾盼生辉。

“文物的价值不在于修复，而是传承。”屈峰说，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生命，“而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将它们的生命延长”。一处小院儿，任由时光变迁，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锁住了匠心。如今，屈峰找到了在文物中和先人对话沟通的乐趣，有时候甚至会为了猜透古人的小心思自得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