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静下来

“做这个工作，如果你静，你会变得更静。如果你不静，你必须静下来。”和木器组所在的小院隔着几道墙，漆器组的办公室显得更加安静，一股特殊的气味让人感觉到这里的不同。组长闵俊嵘正在低首凝视一台古琴。同样，他和他的团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离开这个小院儿，入驻文物医院。

闵俊嵘寡言、专业，大家都叫他小闵。他将自己在故宫12年修文物的经历视作一场学习，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

2004年从清华美院毕业进入故宫，闵俊嵘跟着师父张克学学了八年。那是文保科技部漆器室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现在，除了闵俊嵘和他的师兄，其他的年轻人都没被老师傅手把手地带过，于是，小闵就担起了漆器组的重任。

院校注重的是创新，每个从里头出来的人，想的几乎都是成为艺术家。

在美院的时候，闵俊嵘其实看不上那些清代工艺品，觉得它们工艺太繁缛了。直到真正接触了那些器物，了解了它们真实的工艺水平，他感觉那几乎无法超越。

“就觉得你先追上它们的工艺水平，再说别的。”

刚进故宫那会儿，恰逢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院庆，展览任务重。以前文物交接，都是推个手推车，两个人送过来。但那次不一样，直接一卡车拉过来。仅“中和韶乐”，就有编钟、编磬、琴、瑟、笛、排箫、笙等十多种乐器。闵俊嵘当时修了一件瑟，可以说他在故宫的修复生涯起步颇高。

闵俊嵘还见过常人只闻其名的唐代传世名琴“九霄环佩”，器形大气，他一搬，却意外地轻。在一次次动手修复古琴的过程中，他揣摩着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修复有诸多原则。人们常说的“可逆性原则”，在闵俊嵘这儿是不存在的。逻辑很简单：只有具备了修复能力，才会去做修复。若五十年以后，自觉修复水平又提高了，再把原来修复的地方给剔除，那对文物其实是一种损害。

为了修复好一把所有构件都翻开、上面的漆都脱落殆尽的清宫旧藏、国家二级文物金陵易少山斫古琴，闵俊嵘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修这把琴，他还专门去学习了乐理和演奏。

“修复过程中，不能违背古琴基本的演奏功能。如何演奏自己也得懂。”将近十年了，闵俊嵘一直坚持着学琴、弹琴。

“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如今闵俊嵘在闲暇时会弹琴、制琴。在他看来，修复文物，是一场穿越古今的艺术对话，琢、磨，静心，修行，“工匠精神”在一件件文物的修复中，传承。

正月十五后，屈峰准备给组里的老师傅史连仓和新人黄齐成举行一个拜师仪式。仪式很简单，一杯清茶，一句“师父”。对于他们而言，朱红宫墙守护着的不仅是文物和特殊的空间，也守护着现代都市中，已近乎绝迹的一种古典式的情谊和信任。

我国各行业历来有“师带徒”的传统，以往徒弟想要学艺，往往“跟师三年”，再“学艺三年”，最后还“谢师三年”。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学徒学技在身再教授于下一代学徒，技艺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中传承下去。

故宫文保科技部各个组都采用古老的师徒制，各品类的修复专家无一例外，入故宫博物院后都要拜师学艺。相比漆器组，青铜组、钟表组、陶瓷组、木器组、书画组等科室算是幸运，目前仍有老师父带徒弟共同主持修复工作。

今年7月即将退休的木器组师傅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小时候吃过紫禁城里的野菜。从有记忆起，故宫对史连仓来说就像是另外一个家和守候。在别的小孩都在丢沙包、捉迷藏的时候，史连仓就开始在父亲身边穿梭，看着老师傅们是怎样将残损的木器，一点点地修缮恢复原貌，让时光倒流。这种耳濡目染，最终史师傅子承父业进了故宫，父亲也就成了师父。

1980年，史连仓的父亲从故宫文物修复厂木器组退休，他接班进入了故宫。从3岁在故宫玩耍，到23岁接班父亲成为文物修复师，他把一辈子都贡献给了故宫。像他这样的老一辈文物修复专家，就像过日子一样，把故宫当成自己的家。

三年前，史连仓收了第一个徒弟谢扬帆。如今，他即将收的第二个徒弟黄齐成入宫刚刚半年，自言“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或许拜师能让这个年轻的广东小伙儿更笃定地跟着师父，去了解曾经以为颇多“匠气”的文物，并努力摸索与学校“自由艺术”不一样的文物修复的门道。

第一年学徒就是练练基本功。至于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辈传下来的。现在，黄齐成每天对着故宫收藏图录中的一件文物进行模仿雕刻，已经三个月了。这是他的前辈也曾经历过的。

“做对事、跟对人，坐得住，热爱一份工作再从事下去，仿佛是一场与内心的对话。”屈峰表示，年轻人有很多选择机会，认真做事总有成功的一天。

但在史连仓心里，无论是老一辈的父亲、50后的自己还是80后的谢扬帆和90后的黄齐成，在故宫里的工作都一样，就是努力干好每一件活，修好每一件文物。

有修复师告诉记者，当下和清代宫廷的修复技艺、理念区别不大，只是工具、材料有差。

史连仓的桌面上摆着他的各种工具，每一样工具都有些年头，而这些工具的把手上，几乎都刻着他的名字。这些不再光鲜的工具，每一件都是史师傅的老伙计，相互摸准了脾气，用顺了手，也有了感情。史连仓说不清楚从自己手里修好了多少件文物，而磨得锃亮的锯边，握得发黑的手柄，每一样都替他记着。

老一辈文物修复师傅，基本是通过接班制进入故宫，在故宫修文物，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辈子的时光，他们有眷念、有感叹。和屈峰、闵俊嵘这些中生代不同，年近60岁的史连仓对西三所有着太多的难舍之情，“新址是四白落地的现代化‘文物医院’，有走廊，也有落地窗。但味道肯定是变了，我父亲工作的时候就在西三所，我也待了37年，总有些情谊割舍不掉。”他说。

《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群人，用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态度，穷尽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王津、史连仓那一代人对工作并无太多选择，但对屈峰和闵俊嵘这样的故宫中生代和谢扬帆、黄齐成这样的新生代而言，时代是另一种面貌——经济蓬勃，世界花花绿绿，多元的价值观极具冲击性。即便如此，他们大多人也选择在故宫待下去。他们经常被问道“没想过要离开吗？”多数答案是：每个人内心都曾很挣扎，不断自我挣扎、自我对话，再自我和解，于是坚持了下来。

在故宫，我们看到的是文物修复技艺的薪火相传，领略到的则是人与物的相互陶冶与融合。单霁翔说，原本默默无闻的文物修复师之所以成为万众瞩目的“男神”、“网红”，打动人的不仅是“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地做这么一件事”，还有他们身上中华文化传承的担当。

纪录片火爆后，故宫成为年轻人求职的热门。在单霁翔看来，故宫的文物保护与修缮工作秉承的是“为未来时代保护今天”的使命，以及“最大限度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文物修复师修复残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同时，将附着之上的璀璨夺目的文化内涵与穿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传承下去。蕴藏在工匠精神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那就是这个城市里许多人的梦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