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委员

郑孝燮先生自197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3届。在此期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例如1981年6月，针对当时外贸部门经常深入各地收购文物，客观上助长了文物偷盗、古墓盗掘及投机倒把，直至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应发展文物复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出口。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研究，提出意见，慎重决策”。这一建议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保护政策的基础。

198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交政协提案，呼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这一提案引起高度关注，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经过30多年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辈政协委员树立的榜样，此后历届全国政协都有不少为保护文物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联名提案的委员，使文物保护成为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探索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这一以往没有开展过的保护规划目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当我请教先生时，得到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经过报批，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后，又开始组织编制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再次获得了郑孝燮先生的积极支持。2001年8月，郑孝燮先生撰写了“赶快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保护区”一文，指出“这是个化整为零，分散成片，相对集中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的重要规划方案”，并强调“北京旧城的25片保护区的决策和经验在当前也是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借鉴的”。

早在1993年1月，郑孝燮先生就写信给当时的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和储传亨总规划师，建议研究改进“旧城改建”的提法。指出“旧城改建”的提法，虽然沿用已久，但是毕竟不够完善，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旧城改建”的提法很危险，会误导公众，建议改为“旧城改建与保护”。这一建议经过建设部领导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规划通讯》，引起全国城市规划系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城市文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指出“在我国，除生态环境保护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环境保护——即城市的文态环境保护”。什么是城市的文态环境？简而言之，就是以建筑整体布局形象为主导而形成的贯穿着“美的秩序”的城市环境文明。

“三驾马车”

在文物系统，提起“三驾马车”，尽人皆知。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破坏文物的情况，郑孝燮先生会同单士元先生、罗哲文先生，马不停蹄地奔赴当地，及时开展文物保护状况调查，呼吁对处于险境的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树立起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不朽形象。“三驾马车”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经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到山西晋祠、大同华严寺；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从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从定海古城，到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数万公里的忘我奔走，20余年的大声疾呼，使一处处文物古迹、一片片历史街区、一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护，如今许多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8年5月，单士元先生病逝，郑孝燮先生曾深情回忆道：“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驾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昔日的“三驾马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在祖国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一代代文物保护者坚定前行。实际上，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专家学者拥有的深厚友谊，也都堪称典范。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赴文物保护现场调研，共同出席文物保护论证会议，联合签名上书呼吁抢救性保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赢得了全国文物保护人士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