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底，北方正值隆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行车800多公里，从北京赶赴山西绛县太阴山下。建在太阴山上的太阴寺，有一方元代石碑，种种迹象表明，碑文与国图馆藏的《赵城金藏》有关。李际宁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以解开刻印《赵城金藏》的种种谜团。

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原名李维略）之子李万里，从30多年前就开始了远行，寻访数十位老八路，为的是还原抗战时期父辈浴血抢运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

《赵城金藏》经卷

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

在国图馆藏的众多善本中，《赵城金藏》这部金代雕刻的佛教大藏经，不如殷商甲骨古老，没有天禄琳琅精致，比起西夏文献，文献类型也称得上单一。但1933年一经学界发现，《赵城金藏》就广受瞩目，至今仍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更有人把这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由于史料稀缺，无论是900多年前刻印《赵城金藏》的经过，还是70多年前从日军虎口下抢运国宝的历程，学界都知之甚少。就像当年修复人员一层层地剥离粘连在一起的《赵城金藏》经卷一样，如今人们正在一点点地揭开那些历史的细节。

“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

1949年5月14日，北平和平解放不足4个月，弥漫在华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季羡林等各界人士会聚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研讨《赵城金藏》修复方案。十几天前运抵该馆的4000余卷《赵城金藏》，正在展出。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经典的大型丛书。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是北宋的《开宝藏》，此后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到民国初年，宋代、元代刻印的大藏经，都只残存零卷零本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寺院都缺少可以使用的大藏经。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赵城金藏》，不仅刻印的年代早、留存的数量大，而且行款与《开宝藏》相同，保留了《开宝藏》的面貌。”李际宁说，北平图书馆对《赵城金藏》的修复非常重视，因此才邀请众多名家前来座谈。

然而，如此珍贵的典籍，一度面临被日寇掠夺的危险。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赴广胜寺密商，希望寺方转让《赵城金藏》，遭到拒绝。此后赵城沦陷，广胜寺僧人把经卷全部转移到寺内飞虹塔佛像内封存，以备不测。1942年春，史健通过内线得到日寇企图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向中央汇报后，随即部署抢运。

“在我们到达广胜寺以前，赵城县地方干部已经做好寺内和尚的工作，同意我们把经书运出。在地方干部的引导和协助下，我们顺利登上藏放经书的飞虹塔二层。”李万里采访的王万荣，时任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据他回忆，当时采取接力的办法，将经卷一捆一捆地从塔上往下传送，在院中等候的战友把经卷传到塔外装进荆篮和布袋，用绳子捆好，立即撤离。

“原计划马上将经卷转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还没来得及，日本人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原太岳区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告诉李万里，因为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直奔二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干部、战士们背负着经卷，与日寇展开了周旋。此后经卷辗转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才最终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在保护转运经卷的几年中，穆彬、徐生芳、蔡发祥、郭长健、段和生、刘明顺等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5月31日，看过北平图书馆《赵城金藏》展的向达在《人民日报》撰文：“三十六年（1947年）冬天在南方见到徐森玉先生，从他那里隐约知道赵城藏的消息。三十七年（1948年）春天郑振铎先生又告诉我，洛阳解放以后，共产党电台广播有保存古迹和文物的通告。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毁灭文化的谣言放了心，一方面十几年来我们自己的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同保存文物发生关系，在南方看到一些朋友负责保管抗战期间南运的文物，流离于荒山蛮洞之中，过那凄凉寂寞的岁月，一听到北方对于古代文物也是如此的爱护自然更感兴奋。五月十四日得参加座谈会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再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

每一次研究和发现，都是对佛教文化的探寻

80多年来，在保护《赵城金藏》的同时，学者也对这部稀见的文化宝藏进行着不懈的研究。

“广胜寺今在赵城县东南四十里，居霍山南原……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  毁，大藏经昔尝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犹想见其形势。”1934年，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的弟子蒋唯心，从南京只身远赴广胜寺，调查这部古本大藏经的情况。他发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首次从学术角度对这部大藏经进行研究，而且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挖掘出金代人崔法珍断臂募刻此藏的史料，让这段长期湮没的历史显露出真容。

学界公认，《〈金藏〉雕印始末考》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赵城金藏》研究成果之一。然而，由于原始文献的缺乏，仍有不少问题蒋唯心没有给出圆满解答。

“传世文献中，有关崔法珍刊雕大藏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条，而且都源于金代明昌四年（1193年）由赵沨书写的一篇碑文。‘赵沨碑’早就不在了，碑文也亡佚了，很多细节无从考证。”1994年，在整理馆藏文献的过程中，李际宁偶然发现了一篇题为《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的文章，前半部分正是“赵沨碑”的原文。

“赵沨碑”记载了杨惠温等同心协力雕刻经板、沙门导遵等参与校正、刘法善等捐助刻经等细节，此前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由于此文的发现，明代以来关于崔法珍刊雕大藏经的种种误解得以涣然冰释。

既然这篇文章题名为“最初”，那“其后”又发生了什么？李际宁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多年后，太阴寺那方碑名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出现，他才找到了答案。

“过去，学术界认为《赵城金藏》的刊雕地点只是崔法珍所在的天宁寺。通过《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大藏经是多处寺院共同合力完成的，天宁寺可以视作这些寺院的‘总部’。”李际宁说，据《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记载，在天宁寺以外，又“起数作院，雕造大藏经板”，“于新田、翼城、古绛三处，再起作院，补雕经板数圆备”，“这些记载可以证明，在天宁寺‘最初’刻经之外，又有其他寺院后续开展了雕藏活动”。

在《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碑阴中，还刻有一幅“牌位”示意图。李际宁分析，牌位的一侧是“王公菩萨”开创的太阴寺法脉，另一侧是“童女菩萨”崔法珍开创的天宁寺法脉，位列中央的“宗祖律师菩萨”应该是崔法珍与“王公菩萨”共同的师父。这条资料的发现，让《赵城金藏》雕刻过程中的人物关系、寺院关系逐渐清晰起来。

“《赵城金藏》的发现距今不过80多年，离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这段学术史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以讹传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在李际宁看来，佛教大藏经的整理、诵读和研究早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印刷和供养，也早已成为中国佛教法宝供养的重要特色，对《赵城金藏》的每一次研究和发现，都是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一次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