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高校教师盼望科技界的“包产到户”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付林案涉及到科研经费的使用，以及科研人员能否在取得成果后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因而在科研学术圈也引起讨论。

广州一所211高校的青年老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使用科研经费时，条条框框很多。他说：“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或者购买国外进口的实验用品时，往往是由老师先行垫资，但票据的管理比较死板，以至有时难以全款报销，相当于老师自己要贴钱，这会影响大家的科研积极性。购买设备的流程更是繁琐，教师需要跟供货商联系购买，跟厂家联系调试，跟财务处室联系报账，有时一路下来有10多个程序，而学校没有相应机构来协助，全程需要老师跟进，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担责，如果设备质量不过关，或者使用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些风险是由老师自己承担的。”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曾祥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于科研经费管理方面的看法，他说：“过去把科研的纵向经费和横向经费进行统一管理，以三公经费的管理模式进行，这种模式有时与科研的规律不是特别吻合。个人认为，横向经费来源于企业，那就应该按合同来进行管理。我过去作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将纵向经费和横向经费进行分开管理，目前湖南省也在按照这种模式做。”

陈忠林说，在文科领域，科研经费的管理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打比方说：“一个20万元的课题，在过去，报账时能否找到这么多发票是成问题的。当然，如今情况正在改观。”他认为一些科研课题可以采取包干制，经费的多少按照课题的价值来定，或者分批划拨经费。如果一个课题价值不大，开始批经费时就可以少批一点，或者经费不够的时候再申请，而不是去找发票逐项报销。“可以考虑采用承包制，按课题完成情况、取得的效果来拨给经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袁卫星对付林案一直很关注，他认为此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科研体制问题，即高校老师科研成果转化的理论依据或者法律依据在哪里。“过去，老师的知识产权理论上归国家所有，知识成果转化相关的国家政策也不清晰，像付林涉足成果转化的时间较早，他做的工作虽然对国家、对社会非常有利，包括节能减排、减少雾霾等，但的确会有一定风险。可如果高校老师不对科研成果进行转化，那科研成果就很难体现或贡献价值，对于有很高转化价值的成果就非常可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有保质期的，如果长久搁置不被转化，很可能就会失去价值，比如可能被更新的技术替代了。”袁卫星还说，“创新性科研工作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只得到经验和教训。对于工科类的科研课题，很多会使用一些原材料，相应的材料费支出了，通常是作为耗材消耗了，很多情况下只做成了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试验性样机，或者完全失败了，不能认为这有价值的损失；但在很少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极具价值的新装置。这个新装置的产权和收益权到底归谁所有，产生的价值如何分配？据我所知，各高校可能都没有明文规定，这也容易产生问题。”

袁卫星介绍，在过去，高校科研经费的管理相当死板。“以纵向经费的使用为例，过去通常会细分为近十大类，如会议费、差旅费、材料费、试验加工费、设备购置费等。但如果所有的财务支出都能计划好，这不是真正的科研，因为科研道路上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现在情况已有很大好转，原来的近十大类互相不能交叉使用的支出种类，有些已经可以合并使用，比如差旅费和会议费就可以合并，使用的灵活度更高。过去纵向的科研经费对劳务、人力方面的支出也很少考虑，只能是给参与项目研究的学生发一点助研津贴。现在情况也有好转，老师已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劳动报酬。”袁卫星认为，横向经费的管理应区别于纵向经费。“横向经费是企业拿钱支持科研，是希望你帮助解决或研究实际问题的，只要问题解决了，企业满意了，企业的投资物有所值，就应该给承担横向研究的老师更大的经费支出自主权，这对企业、社会和国家都会有好处。”

袁卫星认为，高校现在的科研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科研成果都是归国家所有，是不能轻易转化的，比如一个专利，如果升值空间很大，升值前转让就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高校必须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才能转让一个专利技术，学校通常得选择是不转让，以免承担责任。所以在过去，高校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的例子很少。近年来，国家政策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一些高校已开展试点，国家允许高校对知识产权的处理有完全自主权，不会因为转让的知识产权将来升值了，被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所以现在试点高校对科研成果转化更积极了，知识产权转让的实例越来越多，实际是老师、学校、国家多方受益。”他表示，实践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只有他们的创新积极性提高了，国家走创新性发展道路才能落到实处。这点和40年前在农业领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像，过去对农民提倡劳动光荣、勤劳致富光荣，已经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现在国家若能尽快出台政策细则，保证并鼓励科研工作者从自己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中真正获益，如果高校老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那就是科技界的“包产到户”，对国家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必将超过40年前的改革。例如，科技创新完全可以解决大气污染等环境和能源问题。我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希望付林事件能成为鼓励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