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执行护航诚信

近期，全国各地法院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发力，持续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有的失信人上不了高铁，有的失信人拒绝执行法院判决而被拘留，有的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有的失信人因为要办理事务而选择履行义务，还有的人是在看到法院工作人员“动真格”之后而履行义务。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从2013年10月至今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共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

但是，依然有人在法院工作人员登门强制执行时抗拒执行，甚至有的人用被称为“教科书”式行为拒绝执行。隐藏、转移财产，拒接电话，拒绝见面，各种方式，花样百出，让人啼笑皆非。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效果。石新中在分析其中原因时指出，首先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还不够。一般失信被执行人仍然可以乘坐动车普通座位，可以乘坐汽车，可以自行驾车等，对其日常出行的影响有限。其次，失信被执行人有其他办法可以规避联合惩戒。如可以借用其他人的身份证购买高铁座位、去银行贷款或让其他人代其担任公司高管职位等。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虽然有专门性司法解释，明确了公开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形、程序以及信用惩戒措施等，但是相关规定仍然比较笼统，有待进一步细化。法院与其他部门的联动配合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廖怀学说。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做了修改，对原有制度作了更加细致的规定，为实际操作过程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增加被执行人具有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等行为的将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二年的内容。同时还规定如果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一至三年。

“对于那些故意违反司法秩序的失信被执行人，即使其履行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义务之后，仍然要把其失信信息保存二年或二年以上。这是基于这类失信被执行人藐视司法权威，造成了更坏的社会影响，因此，应对其施加更严厉的信用惩戒。”石新中表示。

治标同时更要治本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正在不断地滚动展示。失信被执行人数、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的人次也在不断地更新中，查询是否被失信惩戒的渠道十分通畅。

孟祥透露，全国280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这是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行以来取得的可喜的成绩。关于未来针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建设，孟祥表示，今年加入失信惩戒的部门已扩大到60个，多部委形成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工作制度。

廖怀学则呼吁加强执行法院与其他部门单位的联动配合，切实实现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达到互联互通，破除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其他部门单位的日常行政政务管理系统。

同时也应该看到，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里有超过1100万例，自动履行义务的还偏低。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的诚信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做法只是督促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约的机制。因此，从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行来看，这种对失信人的惩戒措施仍然是‘治标’的方法。”石新中说。

诚信建设要做的不仅仅是司法上，其“治本”还是要在中国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让全社会崇尚诚信。廖怀学认为，要做到标本兼治，就需要让全社会尊重司法权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文明、公正、诚信的社会氛围。

石新中建议，中国未来信用体系构建，应该从三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制定《信用法》，对信用信息的公开、传递、应用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第二，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鼓励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在内的社会主体更多应用信用产品；第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奖惩机制。

当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颁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系列指导性文件，对信用体系建设已有了顶层制度设计。社会各界也已逐步形成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共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孟祥在采访中表示，要完善和健全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还有很多路要走，在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行动中构建起的信用惩戒体系，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将不断完善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为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保驾护航。

“中国诚信建设仍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治。法律调整社会成员的外部关系，而道德则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廖怀学说。他建议，未来除了完善法律制度，促使义务主体依法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只要全社会各方对此形成共识，并为此贡献各自的心力，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开放社会、信息社会的成功转型，重塑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的风尚。”石新中对记者表示。

张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