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别人拉你，你要爬。”

“晓得了。”

后来朱晓娟不怎么说了，怕他烦；刘金心坦言，确实烦。

和养母何小平的联系也不多。来成都前，他和养母都生活在南充，住所只相距五六公里，但他严格把控频率，每隔一两个月回去一次。“时间长了不回去不太好，太频繁了也不合适。”刘金心说，成长环境甚至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不恨是不可能的。

何小平的家，在南充市区一个菜市场旁，老式居民楼的护栏上挂着尚未晾干的衣服，窗台上的盆景长得茂盛。邻居说，她如今在一家茶馆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和其他居民打交道；小女儿已经结婚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丈夫比她年纪大，如今已经退休，而刘金心的身影，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这里。

朱晓娟说，何小平如今处于“居住监视”期。去年认亲时，刘金心考虑到养母对他二十多年的养育，请求生母朱晓娟签了“免责书”。据媒体报道，如今重庆警方未立案。

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何小平，西南闷热，她穿了一条浅色连衣裙，撑着遮阳伞。说话时嗓门大，操着一口浓郁的南充方言。

前不久，因为一句“毕竟我们两个人（她和朱晓娟）一个儿子，就当走亲戚吧”，她很快被卷入舆论浪潮，愤愤不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可能再说了”。

在刘金心的回忆中，他和养母“合不来，从小到大说的话都很少”，何小平脾气大，一言不合就会骂人、贬低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金心甚至怀疑自己真的会像她说的那样，一事无成，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失而复得

明知道假设毫无意义，朱晓娟还是常常忍不住想：要是当年刘金心没有被偷走，两个人的生活都不至于是如今的境况。

1992年，趁朱晓娟夫妇不在，家里的保姆偷走了一岁多的婴儿，在那之前，保姆的两个孩子都接连夭折，按照村里的迷信说法，她需要抱一个孩子回来“镇命”，才能在日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她带着捡来的身份证去了劳务市场，应聘成为保姆，然后抱回了刘金心。

出事时，朱晓娟在上班，丈夫在出差。他责备她“没把孩子看好”，她反击他“还不是你找回来的保姆”，夫妻关系开始有了裂痕，它像炸弹一样埋在生活中，随时爆发。

唯一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找儿子。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四处奔走，打听孩子的下落，哪有线索就往哪去，前后跑了二十多个省份。

1995年，他们生下了小儿子，同一年冬天，在河南寻亲时得到消息，兰考县解救的一批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名叫盼盼的孩子，年龄和长相与朱晓娟夫妇丢失的儿子相近。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了亲子鉴定，如今那份两页纸的鉴定书已经变得破旧，在1996年1月15日的落款上方，一排小字写着结论：盼盼与朱晓娟夫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这个日后被证明并非亲生的儿子结束了朱晓娟夫妇的寻子行动。歉疚，加上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弥补盼盼。

再也不敢请保姆，于是把小儿子送到奶奶家，夫妻俩全心照顾盼盼。

盼盼性格调皮，上课坐不住，下课爱惹事，朱晓娟就每天亲自接送，监督他写作业，课余时间让他学书法，磨合性子。七八岁的时候，盼盼开始喜欢唱歌，朱晓娟就带他到两路口的少年宫，报名了音乐培训班。后来觉得画画挺稀奇，于是在素描班和水彩班也报了名。十多岁的时候，盼盼看到班上有人学跆拳道，回家和妈妈说也想学，能锻炼身体也不错，朱晓娟同意了。

在月薪几百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晓娟给盼盼买了一千多块的圆号和将近四千块的萨克斯，一对一的老师，课时费要50到80块，“就想着那几年他在外面受了很多罪，那些缺失能不能在其他方面给补上，所以他想学什么就支持他去学。”而送去奶奶家直到小学毕业才接回来的小儿子，从来没培养过什么业余爱好。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如火如荼，迎接盼盼回家后，这个二孩家庭不得不承担几百元的罚款，盼盼爸爸原本在警备区担任干部，后来也被调任到地方，成了银行里的小职员。

小孩成长步履不停，家里开销越来越多，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盼盼爸爸借助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很早接触到了计算机，并且开始炒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