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

　　从1982年第六届江西省南昌市政协，到2002年第十届南昌市政协，我在政协工作整整20个年头，亲身经历了“文革”后南昌市政协恢复阶段。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都如同烟云一般随风而去。但有些事、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每当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时，南昌市政协机关位于市内最繁华的中山纪念堂左侧，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青灰色洋楼，端庄气派。1982年2月，我从市属二十五中学选调到市政协机关工作，搬进了这栋小楼办公。楼里除政协外，市各民主党派机关都在一起。南昌市政协组织当时已整整14个年头没有正常活动。政协机关干部30多人，平均年龄50多岁，最大的70多岁。成立南昌市政协新一届委员会，尽快恢复政协工作和职能，是当时政协的中心工作。我一到政协机关，就感觉到了这种使命感，投入到紧张的换届工作中。

　　按照《政协章程》，政协委员人选是由中共南昌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各个界别协商产生。由于市政协很久没有正常活动，前一届领导大多数没恢复工作，主持政协机关工作的郭驾夫副主席还担任市委统战部部长，负责筹备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委员人选的协商直到会议之前，民革、民盟、农工党、民建等民主党派市委的班子才选举到位，得以开展工作。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几经周折，从年头一直拖到9月份。

　　会议材料是换届工作的难题，不是没有写材料的“秀才”，而是因为大家当时还没有完全从“文革”的影响中挣脱出来，对会议材料心有余悸。因此所有材料都要求有依据，到各地的政协会议材料中找依据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字辈的专门工作。材料的“大厦”完全建基于各地政协的“砖瓦”，材料出来虽然有些冗长和别扭，但绝对不会犯错，因为找得到出处。但这对于我这个当时信马由缰的文学青年来说，真是苦差事。不过，有付出也有回报，后来自己能够对繁杂的公文材料驾轻就熟，正是得益于那个时候的磨炼。会议一拖再拖，材料改了又改，政协南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1982年9月22日开幕，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1984年，政协刚刚恢复不久，为了学习兄弟省市如何开展政协工作，当时的南昌市政协筹划了一次学习参观活动，目的地包括福州、厦门、深圳、广州、南宁和桂林六个城市。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大的出访活动，受主席之命到蒋今清副主席家征求他的意见。蒋先生儒雅的谈吐举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任南昌市副市长，主持滕王阁的修复工作，功劳很大。

　　这次参观规格很高，人数15人左右，包括郭驾夫、蒋今清、章藻生副主席和秘书长熊戈，一半人年逾花甲，最大的76岁，而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我们从厦门到广州乘坐海轮，特地给郭副主席和蒋副主席安排了特等舱。但哪里知道特等舱只有一张大的双人床，旁边是一张大木椅。郭副主席身体不好，肺切了一半，但他觉得蒋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人士，年龄又大，主动把床让给蒋公睡。蒋公认为郭副主席身体不好，也不肯睡大床，所以你推我，我推你，最后两人都没睡好。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还在初期建设中，到处是工地，所以大家的用餐成了大问题。有一天晚上，我费好大劲才弄到几个菜，谁知郭副主席当着大家的面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你菜单征求大家的意见了吗？”我一时语塞。“我们做统战工作的，一定要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来了这么久，还不懂吗？”我感到非常委屈，眼泪夺眶而出。后来才逐渐明白确实是自己的错。从此也更加明白，政协工作是一个细致的活，来不得半点马虎。

　　我在政协工作20年，后来又担任南昌市第十二、十三届政协委员，我听到很多朋友对“政协人”的评价是：广交朋友，正直清廉，敢说真话。我很乐意接受，也很珍视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