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礼仪、中庸——文化最后沉淀的是人

　　“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

　　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是“三道”，即君子之道、礼仪之道和中庸之道。“三道”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更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根源。

　　孔子深谙文化之道，他知道文化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文化不是学历，不是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不是古诗，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方法最简单，把君子的对立面找出来，进行简单对比。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的因子，每个人身上都有，君子的思维每个人身上也有，做君子不做小人，这是永恒的告诫。孔子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普及了这个理念。儒家设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而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中国人你只要说他是君子，哪怕他不识字他也很高兴。君子无上光荣。

　　君子之道有个麻烦，就是小孩需要培养君子作风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君子不能在他成年以后再培养。四岁的小孩，他还不懂得孝道的重要，但是爸爸妈妈说，你每天要给爷爷请安。久而久之变成了生活的习惯，孩子被引入了礼仪之道。我们中国的很多节庆都与礼仪之道有关，比如春节的时候我们要给谁拜年，清明节做什么，重阳节做什么，都是一系列的礼仪普及。这是一种便于固定、实行、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

　　中庸之道的“中”是取中间值，“庸”是指取平常态，或者说寻常态。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靠气侯吃饭，这就意味着一切极端靠不住。农民之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极端。这个思维进入到《周易》，进入到中国传统哲学，被孔子概括为中庸，认为这是最高道。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庸之道，它提供了一种灰色空间，它提供了一种弹性哲学，它没有被极端主义所冲垮，并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阻爆和疗伤作用。

　　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实证意识、有序意识

　　“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窗外的事，官员不管，知识分子也不管，这个问题谁管？”

　　“公共空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他们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没有为中国文化灌输，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胆子小，公共空间不去。要运动的时候，一定是运用情绪。其实公共空间才是最大的文化作品，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严重的缺乏实证意识。中国一直没有进入一种科学普及的时代，过去中国朝廷的奏折，多数讲忠和奸，很少有大臣讲国库里面银子有多少，亏空多少，盾有多少，矛有多少，马匹有多少，大家都不在乎数字。这种实证意识的缺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中国人带着很多很多自己的谣言，走向生命的终结，但是走向生命句号的时候，耳朵里边还装了很多别人的谣言。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一个极大的伤害。

　　中国文化缺少有序意识的现象和逻辑思维比较薄弱有关。社会的一种序列与规矩产生以后，人们总想把它突破。人类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制，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法制意识薄弱。拿武侠小说来说，“好汉”总是挑战法律，“江湖”总要远离法律，“良民”总在拦轿告状，“清官”总在先斩后奏。这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老百姓喜欢江湖和武侠，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江湖为什么开心？因为江湖上没有法律。

　　西安需要超越地域

　　“西安需要更开阔，时间上更开阔，空间上更开阔。要有超越地域的大文化”

　　西安是一个现代化和历史文化交合的地方。这些汉唐的古迹，给了现代化腾飞的一种历史尊严。而现在的腾飞，又让地底下的这些灵魂获得了最好的安慰，这是一种互相交融的关系。西安既现代又古典，既有历史尊严，又有现代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文化上有自身的优势，但需要更开阔，时间上更开阔，空间上更开阔。不能只躺在历史的厚重上，不能只看见周秦汉唐，任何祖先的光荣都要由后代创造给它带来一种新的光辉，而不是把他原封不动放着。我们保存遗迹是对祖先的尊重，但是遗迹边上，还要有真正往前走的创造。要面向未来，要面向当代。从陕西和西安出来的人，不要满口都是讲我们古代怎么样，不要成为阿Q，总是说“我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祖上比我们阔的是伊拉克。空间上也是这样，不要过多强调地方文化，不要眼睛总是盯着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长安，要用更大的视野看西安。什么是大文化，大文化是超越地域的文化。中国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域里，如同孔子不是山东的一样，汉代和唐代是陕西的也不对，是地域。要保护遗迹，但是不要有地方观念，有地方观念就没有大文化了。文化不能局限，一局限就没有大思维，要拓宽实践思路和空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