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策源地

　　明清时期，从澳门出发进入中国内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找到了一条“合儒易佛”的“适应文化”路线，科技传教、文化传教、刊书传教成为传教士们的主要方法，由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的大幕。

　　从历法来看，《崇祯历书》到顺治时已经换成《西洋历法》，王朝的历局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天文学的方法。哥白尼学说在中国传播，《崇祯历书》已把哥白尼列为四大天文学家之一，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此外，书中还大量运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材料，中国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先生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说明。另外，汤若望等人在《崇祯历书》中还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理论，没有直接采用哥白尼的理论，这里有一个观察的准确性问题。对于耶稣会士来说，观察和计算的准确性是首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有可能。

　　对大航海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介绍是入华传教士们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它首先表现在绘图上，接着是详细介绍地理学知识。这在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传教士们也开始在西方绘制和出版中国的地图，从而给欧洲拉开了中国神秘的面纱。

　　利玛窦在肇庆时，凡到他的房间去的文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就是挂在墙上那幅《山海舆地全图》。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简直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为好。因为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使中国人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国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蛮荒之地；中国历来地处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现在这幅地图上竟然在中国之外仍有那么多的文明国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竟不处在中心地位，与整个世界相比，泱泱大国的中国竟如此之小。利玛窦看出了这种冲击，为了使中国人更好接受，他重新绘制了这幅地图，只是这次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的位置，使中国人心理上舒服些，满足了“华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圆的，狡猾的利玛窦这样画也倒没有违反什么原则。目前尚不能肯定利玛窦所绘制的地图的原本是哪本书，大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是1570年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这本书现在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一时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文人的热门话题，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先生的考察，短短的时间里此图竟然在全国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如1584年在肇庆由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地图》，1595年在南昌刻印的《世界图志》，1598年赵可怀、勒石在苏州两度刻印的《山海舆地图》，1600年吴中明在南京刻印的《山海舆地图》，1604年郭子章在贵州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1606年李应试在北京刻印的《世界地图》等等。

　　那么，利玛窦的这幅“万国全图”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它凭什么得到了上至皇帝，下到书生们的喜欢呢？或者说为什么会受到另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呢？我想大约有以下两条：

　　第一，打破了“夷夏之分”的传统观念。“夷夏之分”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看法。春秋时代孔子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春秋》中主张尊王攘夷；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在《论语》中主张用夏变夷。这样“夷夏之分”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主要思想之一。先秦儒家通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确立了华夏文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自信心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的优越感。宋代理学家石介《中国论》说得最为明白，“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种文化自信心和优越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们天下观的支撑点。而在利玛窦的地图面前，文人们突然发现华夏并不等于天下，中国之外也并非都是蛮夷之地，遥远的欧罗巴文明程度几乎和中华文明一样灿烂，那里“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同，客商游遍天下。”这样，几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间突然倒塌，这种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玛窦地图所介绍的这种文化观念始终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那些坚决反对传教士的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乃利玛窦何物？直外国一狡夷耳！”当然，拥护、赞同利玛窦地图的人也不少。刻印利玛窦地图的郭子章有句话很典型，他在自己所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的序言中说：“利氏之图说”是“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文人学子们在接受利玛窦的世界观念的同时，实际上开始逐渐地走出了华夏中心的老观念。一幅地图，是一个新的世界观；一幅地图，是一个新的文化观。

　　第二，它打破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地圆说的并不是利玛窦，而是道明会的传教士高母羡,他写了一篇《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文章，明确提出地圆说，只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并无流传，1952年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里被发现。而利玛窦的地图是广为流传的，实际上中国文人所知的地圆学说就是从利玛窦这里听到的。利玛窦说：“地与海本是圆，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清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3年本）文人们见到这样的文字感触很深，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一直抱有热情的杨廷筠说：“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职方外记序》）利玛窦可谓“独创新说的千古伟人”。对绝大多数的文人来说地圆之说前所未闻，所以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利玛窦自己也说，他对中国整个思想界感到震惊，因为几百年来，他们才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地球是圆的。

　　与此同时，西方的数学、艺术、绘画、语言开始像涓涓的溪流进入到中国的知识系统中。在利玛窦赠给程大约的四幅宗教画中，文人看到了拉丁文的字体。对西洋绘画的传播，贡献最大，并在中国画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当属郎世宁和王致诚、马国贤等人为代表的宫廷画师。郎世宁所画的《平安春信图》、《哈萨克贡马图》，以及他为南堂所画的壁画，都充分反映了他的西洋画技法，如《画赵渠笈》中所说，“世宁之画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参之”。他们所代表的西洋画师对中国画坛产生了影响，如康熙年间的画家焦秉贞，他所画的作品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夹毫毛，盖西洋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画家像焦秉贞那样，参用西法，“而产生了糅合中西画法的新画派”。

　　清初“历狱案”中，杨光先告状后，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等传教士被打入死牢，发生了中西历法之争。年幼的康熙皇帝在处理这个案件时，不仅表现出来高度的政治智慧，并以此案为契机，将鳌拜集团粉碎；而且，这场天文历法之争引起了他对西洋科学的兴趣，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在康熙年间的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乾隆皇帝继承康熙的遗风，对西洋传教士一直十分钟爱，宫中西洋风势头不减，画西洋画，建圆明园大水法，造西洋表，西方文化在娱乐的形式中延续、传播和发展。

　　同时，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基本在中国扎下了根，尽管雍乾百年禁教，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他已经开始融入中国社会。

　　西学东渐，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学东渐，尽管中西文化之间也有冲突、争执，但文化之间的相识、相遇、理解和学习仍是主流，这和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显著的不同。1840年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枢桥梁日益转向香港，但澳门在1500-1800这300年中所积累的西学东渐知识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奠基了基础，同时，提供了比1800-1949年间的西学东渐更为珍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