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资料图

　　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进，对于甲午战争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学界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就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李鸿章：

　　以前，李鸿章一向被视为“奸臣”，说他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作为总指挥，李鸿章奏报说，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可资海战，且装备过于落后，后勤保障不足。若与日本海军决战，胜负难料。因此他主张舰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作为战略威慑来牵制对手，使日军在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并寻机歼灭弱势敌舰。简单地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判断是，攻固难胜，守则有余。事后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客观的。

　　对中国陆军，李鸿章知道能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以淮军为主体的、担任北洋边海防卫的陆军只有5.4万人，其中机动兵力2.5万人。这些为国戍边的勇营部队，却不在国家编制之内，一应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筹，身份类似民兵。大清的正规军是八旗、绿营，虽近百万却不堪使用，每年还要花掉清廷20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与之相比，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有12万人，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战时任何一个兵团均在3万人以上，超过中国机动兵力的总和。甲午之战，日本是举国总动员，中国却只是北洋地区总动员。这个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鸿章。

　　事后来看，李鸿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务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量，自主生产出像日本那样的重火器、开花弹，或许战场上的胜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

　　此时光绪皇帝极为信赖的，乃是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亦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党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虽饱读诗书却不谙时务，仅凭道德标准议论时政，任何对外妥协的官员，都会遭到抨击甚至被指为“汉奸”。后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往往是从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鸿章当时的职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即环渤海地区）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的权限仅及于直隶一省，是地方官员。李鸿章驻节天津和保定，不仅无法直接参与清廷的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早就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翁任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时，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购军火的禁令。甲午战争期间，清流对李鸿章及其海陆部将的无端参劾滚滚而来。这些参劾不管事实是否准确，只看是否惊世骇俗，因此往往极尽编造、夸大之能事。如果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致君怒罢官，言官反而感觉十分骄傲，认为自己强项敢谏，满朝清流还会以之为榜样。

　　因为弹劾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奏章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日军的炮弹。淮军大将卫汝贵冤死刀下，海军统帅丁汝昌险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赐。有篇弹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甘当日本人驸马的奏折，极为荒诞，翁同龢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将政见之争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这是翁同龢之过，也是他最终被慈禧和光绪弃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