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繁兼顾通过英语，让两岸三地的文化身份慢慢趋同

　　新京报：对于语言中很多无法翻译的词义，翻译学中有“等值”的释义原则，而你在编著这部词典时又提出了“超越等值”和“洋溢/涵化（acculturation）”。能具体谈谈吗？

　　陆谷孙：我前言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就是尽量不直接对词语作解释，说简单了就是“尽量多打几个脑洞”。一个词目下有时有四五个翻译，有字面直译的也有引申义。比如“被骗了还替人数钱”，我们提供很多译法，其中之一是“stupid hilarious response to duplicity”：对欺骗的反应是“高兴得不得了”，但却很愚蠢。这样不是脑洞就打开了嘛！不同的翻译法，这也是这本词典的创造性的体现，不是沿袭以往汉英词典的译法，而是自己设法首创。

　　新京报：听闻这部词典还兼顾了简繁，收入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译法。

　　陆谷孙：大陆很多新词语都是从台湾来的。“non-M”的标签来代指non-mainland（非大陆）的用语。TW标签指台湾过来的，HK指香港过来的。还有很多从日本回来、又被重新释义的汉字，也会收，比如“萌”，也会作出说明。但是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语言学上我们说“来回借”的这种词我们就不做单独说明是日语了，比如“劳动”。

　　有些还不是台湾的，是国民党1949年带过去的，但是大陆后来就不使用了的词，比如“原子笔”。它不是台湾的创造，是二战以后新科技出来后，这种笔流行了，我们小时候都叫“原子笔”，但现在说“圆珠笔”，那么收进“原子笔”就会写“TW”。还有很多这样的，以前的词台湾还在使用，但大陆因为政策和社会的变化不再使用了，就有差别了。

　　不过这部词典还是有些太“臃肿”，再版希望找到办法给它“瘦瘦身”。

　　新京报：这部所谓“中华汉英大词典”会有助于日后汉语言的综合发展吗？

　　陆谷孙：到现在，很多词在大陆、港、台的翻译很难对应得上。我有一个乌托邦畅想，通过同一种译出语——英语，两岸三地的文化身份可能会慢慢趋同。

　　编纂基准不要成为网民狂欢的涂鸦场

　　新京报：能否谈谈200年来，在时代变迁中，汉英词典的发展在不同时代的一些不同挑战？

　　陆谷孙：从手抄到电脑录入速度加快，但是编纂说到底还是靠人脑，取舍的标准还要人来决定。只不过工序有点不一样。

　　词典编纂方面，有了电脑真是好极了。实在是个天助我也的赏赐。工作的涉及面广多了，阅读方面，有没有网络完全不一样。原来都是闭着的，网络开了窗口。

　　新京报：网络时代，经历了信息爆炸，词汇更新速度也快了好多。那么网络在给予词典编纂工作很大的便利的同时，有没有也带来一些困难？

　　陆谷孙：以前是选择的贫乏，现在是选择的过剩。人脑面前选择多了许多，但要做甄别随后选定，这也就难了。

　　新京报：这个时代编纂词典会有适应网络的一些调整吗？

　　陆谷孙：现在的词典都会有这种适应网络时代的宏观计划。一部词典做出来了并不是说卖给使用者，就结束了。后续的平台有电子词典、app还有网络在线词典。也会开放给用户来增加词条。词典出来后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的过程。纸质词典做出来只是个引子。后续平台能得到使用者往终端上的反馈，这样比如一些反馈过来查不到的词，就很方便跟进了。

　　但像Urban Dictionary这种网民随手增删编写词条的词典，搞学术研究如果查它们就不够严谨，而且，要注意不要成为网民狂欢的涂鸦场。

　　新京报：跟以前比，现在有一些在线百科。在这个web2.0（UGC）时代，创造内容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词典是否难以维持权威性了？

　　陆谷孙：权威性是靠做出来的，比如《英汉大词典》，谁会想到它会成功啊；再说那就一定是成功吗？那时候就想把它编完，编完就谢天谢地了。无数次的人查用了《英汉大词典》，全国使用最多的书，《英汉大词典》排22位，这样才算是有了点权威性。还有，要看不同读者的反应。比如董桥写了个“不可一日无此君”，《英汉大词典》好像就有了。谁知道董先生不是朋友之间说的客套话呢？

　　我的思路就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四面无墙。编者也是读者和使用者，使用者也是编者。另外一个，千万别加权威这个说法，不求权威。权威在不可知的未来。

　　新京报：这个时代编词典的挑战还有什么？

　　陆谷孙：没有专业团队，就难有专家。还有就是google不能用，对编词典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