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在东亚的流传

　　当然，西游记故事在东方的盛行要远远早于西方。在日本飞鸟时期（唐贞观年间），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就传到了东瀛之国；而当明世德堂本《西游记》在华刊行后，日本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刊本。江户时代的宝历八年（1758），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着手《通俗西游记》（共五编三十一卷）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前后三代人、历时74年的努力，到天保二年（1831）宣告完成；而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共四卷），则从文化三年（1806）至天保八年（1837）完成，并在明治时代一再重印。

　　1758年，日本小说家西田维则开始着手将百回本《西游记》翻译为日文，日本版《通俗西游记》至现代已累计有30余种日文译本。

　　而在朝鲜，早在元朝末年，“西游记”的故事便已妇孺皆知。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当时朝鲜王朝的汉语课本《朴通事谚解》中，就已经提及了“西游记”的故事，并有“十万八千里途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这样的文字。

　　在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辐射下，“西游记”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流传到周边大小邻国。1721年前后，蒙古语言学家阿拉纳完成蒙文首译本《西游记》。阿拉纳在译本中进行了符合蒙古传统的佛教教义阐释，让后期的抄书者将之奉为一本佛教启示录；目前蒙古阿兰巴托所藏的13种 《西游记》早期蒙文手抄本中，有一个译本直接题为“Tangsang—blama”（即“唐僧喇嘛”），内容则几乎是玄奘一个人的故事。

　　东南亚诸国对于西游记故事的诠释也同样深受佛教的裹卷。它构成了一种宗教景观，甚至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对“唐太宗游地府”异乎寻常的兴趣：早在19世纪末，此间所盛传的5种西游故事中，有3种是专门叙述唐太宗的；此后，不少译本都是从原著中抽取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单独发行。这些译本都忠实地反映了原文最微末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十八层地狱和各种刑罚的叙述，还特别添加了旁白与注释，对读者进行对于罪恶与因果报应的说教。

浮世绘绘本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