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

　　□演讲人：言恭达

　　■演讲人简介：

　　言恭达1948年生，江苏常熟人。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编者按：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孔子与其弟子一直不懈地传播儒家思想，作为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中，专心研究并阐释礼乐思想，推行礼治，注重德行教育。这对我们今天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言恭达先生对言子思想多有研究，本期讲坛邀请他讲述言子与《礼运》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

　　■精彩阅读：

　　□言偃明白老师“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诲，看到为人立本的重要性，把握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透过礼的沿革和现实仪式，深入研究孔子礼的学说。

　　□中国精神，一是蕴含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精神之中，二是体现为一个运动着的前进式的历史进程。它不是单一地追求表面形式的递变，而是从道德理想与文化价值高度去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

　　游学孔门弦歌之治

　　言子名偃，字子游，是春秋时期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也是孔门十哲之一，主要跟随孔子学习“礼”，并阐扬孔子的礼乐学说。后世出于尊敬称其为“言子”。

　　公元前506年，家住“虞山东里许”的言氏家族，诞生了一位资质聪颖的男孩，取名叫“偃”，寓意偃武修文。言偃20岁的时候，言氏宗亲按照传统冠仪，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取字子游。公元前485年，言偃去到鲁国都城曲阜，北上求学孔门。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在有着“周礼尽在鲁”之称的文明诸侯国鲁国，他走上了顽强自学的道路。他精通六艺，并不远千里到河南洛阳向老子学习周礼，后又向师襄学琴，在齐国听名家演奏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30岁时，孔子开始从教，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此后，孔子的教育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系统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理念，奠定了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当时，曲阜已是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所以言子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来到这里向孔子求学的。不巧的是，孔子已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宣扬施行仁政德治的主张，希望实现治理乱世的理想。于是言偃日夜兼程，从曲阜赶到卫国都城，即现在的河南濮阳，第一次见到孔子。孔子68岁回到鲁国，开始专心从教传道，要求学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教授学生《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对学生是因材施教的，他设立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专业”，其中有优秀学生10人，后人称为“十哲”。言偃在文学科目中名列第一，鉴于他在文献典籍方面的才能，孔子专门传授他礼的课程。孔子把家里的珍藏，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毫无保留地提供给言偃精研细琢。所以说“子游习于文学”。

　　在西周，周公倡导以礼治国的思想，同时将礼分为互为表里的仪和礼，礼为政治规范的内容，仪为礼的外在形式。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能仅求酒食而满足，要追求治国安民的道理，他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体现了崇高的精神追求。言偃明白老师“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诲，看到为人立本的重要性，把握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透过礼的沿革和现实仪式，深入研究孔子礼的学说。他逐渐认识到，对国家治理，礼起到惩治邪恶的作用；对人品教育，礼指导人们抛弃罪恶，保全美好的世界。言偃把礼从个人修身制中的层次上升为对国家治理的层次，他问孔子，在治国安民中，礼是如何发挥功用的？孔子回答说，礼可以借助一系列表现形式，深入到人们生活各个领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要以礼设身处世，如果没有礼，就好比盲人行路，不明确去向。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举行腊祭，言偃随侍孔子参加。祭典结束后，孔子到门楼登高览胜，不禁喟然长叹。言偃问：“夫子何叹？”这一问引发了孔子纵论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变，表达了儒家对礼的看法，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以尧舜为典型代表，为战乱中苦难的人们所描绘的原始公社的图景，是当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以西周为典型代表，为战乱中苦难的人们描绘的次一级的阶级社会盛世图景。尽管人们都在“为己”，但还受三代礼乐制度的约束，是可以争取的近期的政治理想。当然这里的小康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不一样的。通过理想境界与现实状况的对比，体现出孔子对社会的深切关注，争取社会的和谐发展，达到国泰民安、人心气顺的“大顺境界”。孔子的礼治思想开阔了言偃的视野，这些问答内容后来便成为《礼记》之中2885言的《礼运》篇。

　　经孔子举荐，言偃在26岁时出仕，被委任做武城宰，武城是鲁国的一座军事重镇。言偃按照老师的教导，以《礼运》之教来治理武城，将重振武城的礼乐制度作为重要任务，要求武城大夫从政治军不能只当一介武夫，要懂得敬德保民的道理。此外，他还要求居民将子弟送到武城入学，亲自登堂讲学，以礼乐教化人民，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治理效果。《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来到武城，听到城里到处都有弦歌之声，问言偃这么小的城还要推行礼乐教化，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言偃则解释：老师教导过，君子学习礼乐之道能够有以仁爱之心待人，老百姓学习了，则容易管理。孔子对此十分赞赏，表示开始只是开玩笑。“弦歌之治”是言偃施展抱负的得意之作，可见对于礼的思想，言偃不仅深入学习研究，还做到了身体力行地实践。在选用贤能上，言偃也有独到之处。孔子问言偃：“汝得人焉尔乎？”你把武城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人才？偃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言偃提到了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说他走路不抄小道，没有公事不到自己的屋子里来。意思是澹台灭明品行端正，正直无私。澹台灭明其实也是孔子的弟子，但孔子却因他“相貌甚恶”而不喜欢。听了言偃的回答，孔子对他不以貌取人，用人贵在德行的观点非常赞叹。所以后来朱熹说：“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误。”

　　礼乐传授馨香育人

　　言子接受孔子的礼乐之教，并一直致力于阐释和推动礼乐教化。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也纷纷效法老师，开始传道授业。言子在自己教授弟子时，注重阐发实际生活具体礼仪之中的道德意义，分析各项礼仪的社会作用；同时对传统礼仪中的不足，引导弟子遵循《礼运》中“礼以义起”的原则，进行修改与创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代结束，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在乱世之中，言子处变不惊，始终不忘小康之治。从此，他以传道育人为己任，去政从教，在中原的鲁、卫、陈等国，精心育人，弘扬儒家学说。

　　言子因其身世与个人特质，得益于孔子因材施教，深通夏、商、周三代治国安民的典章制度，因而他的教育业绩表现出儒家文学、礼乐的鲜明特色。言子的文学礼乐之教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初步的社会发展观念。他认识到，中国社会已从“天下为公”的时代发展到“天下为家”的时代，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小康之治”是可以达到的。这种坚定的社会理想，反映在教育上即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在教育内容上，除“六艺”和《论语》的基础教育外，还用三代礼仪典章培养学生；在教育方法上，言子强调重本育本，采用礼乐之教，逐步深入，从小陶冶学生关心国家、爱护人民的道德操守，把握和运用治国安民的道理；在教育地位上，把教育放在突出的施政位置。言子施行小康之治，素以教育为先务，既重视学龄期间青少年的教育，也重视官员和民间百姓的教育，这种对成人继续教育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战国初、中期，出现了言、卜、颛孙三大教育流派鼎立的盛况，人称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张氏之儒。《礼运》名篇被奉为“子游氏之儒的经典”。其中，言子与子夏同为孔子弟子，且均长于文学课，但两人的教育思想有着明显不同。子夏讲究先末后本，对门人弟子的教育先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小的礼仪举止，然后再进入礼学的核心思想。言子则认为与细枝末节相比，更重要的是“本”，主张由本直接悟入，学习礼学与做人的根本。当代学者匡亚明对比研究言子与子夏教育思想，子游强调主观的人格自觉，子夏强调客观的礼乐制度，后来分别演化为孟子的仁义说与荀子的礼乐学说。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言子晚年讲学四海，比之早年，其礼治思想更有创新精神。他以礼调谐乱世，一点一滴地为“大顺”的境界努力，受到人们的称许。公元前446年，言子偕孙言丰及家人离开鲁国，南下渡江，回归到虞山故土，坚持传道讲学。他更加重本贵德，为使故国百姓在战争浩劫后重新振作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言子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进一步推进到全民教育，他弘扬早年武城弦歌之治的精神，教导吴中故国的人民，尽管人们各自的贫富与境遇不同，但在学道受教育上，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与责任。言子在讲学中传播治国安民的礼乐思想，并结合在中原鲁、卫、郑、陈等诸侯国的广见博闻，将其系统介绍到南国一翼，使江南“变朴鄙为文章”，为吴中水乡摆脱荆蛮时代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石，实现了孔子“吾道其南”的愿望。

　　公元前443年，言子在讲学中因辛劳过度，病逝吴中。言子以文学润泽故国人文山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后人称颂他“立言宏远，执礼专精”。朱熹指出：“公生其间，乃独能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身通受业，遂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岂不可谓豪杰之士哉！”朱熹的意思是，言子在南方能发现和认识到周公、孔子礼乐治国安民之道的重要价值，毅然北学，并得圣人之一体，不愧为南方的豪杰之士。朱熹还说，言子的言论简易疏通，高畅宏达。言子治学育人，要为知本；言子治政，做到了别人无法达到的高度；言子选用人才，堪称正大光明，是南方之学的典范。朱熹提出这样的希望：言子有关育人之本、治国之道、识人用人的才干，很值得继续把握应用，做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春秋闻大同，战国治小康。言子毕生从教为政，发展儒家礼学，既有治学的丰富学术经验，也有治政的丰富社会实践，诚如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在《虞山言子祠记》所指出的,“是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群蒙之真气魄”。

　　以《礼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深刻思考，比如社会发展观：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小康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小康理想观：小康社会有三个政治特质，即敬德保民、礼治、任贤，同时又三个明确目标，即人口繁庶、生活富裕、教育发达；惠教结合观：对人民真正的爱政，一是给人民带来实惠，二是能对人民进行德行与价值观教育；教育为本观：人人都必须学习接受教育，不仅是学龄的青少年，而且社会大众均需要得到终身教育，安居理民，教育学生，做人是根本，如果舍本逐末，达不到爱民的要求；选拔人才观：选拔贤能主要看他想的与做的是否公私有别、正大光明；实事求是观：倡导实事求是的风气，善于联系实际，治学治政一以贯之；富民强国观：国富先由民富，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国家才能安定和谐。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念，值得我们结合时代特征思考与借鉴。

　　作为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儒家礼乐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当然，也有它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我们今天的小康已不是2500多年前想象的小康，今天的小康具有时代特质。我们今天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就是要弘扬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国精神，一是蕴含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精神之中，二是体现为一个运动着的前进式的历史进程。它不是单一地追求表面形式的递变，而是从道德理想与文化价值高度去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这种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集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能“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我们今天传承与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我们这个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