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图上，从广州沿着海岸线向西200公里有一个点——阳江，这就是我的出生地。这个从前的小县城现在已经是地级市了。阳江历史上曾以漆器、豆豉和小刀著名，后来又加上了海陵岛的度假沙滩、一年一度的风筝节、刀剪节以及绿色宜居城市等闪亮的时代元素，尤其南海一号的发现及其博物馆的落成，更使她的名声罩上学术光环而享誉世界。

陈醉作品

陈醉

我热爱我的故乡，虽然我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很短。我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母亲中山大学毕业，而且是学过化学、中文两门专业的知识分子。我出生不久就离开了故乡，在广州、南京等地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母亲还说过：“幸亏你爸爸不肯去日本，否则还得漂泊异国他乡呢！”那是指当时国家有意向派父亲去驻日使馆当武官，父亲曾经参加抗日的战役并负过伤，也许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他推诿了。

我们的家教很严，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待人以恕、律己需严。”这也算是家训吧。父亲虽戎马倥偬，但喜欢诗书金石，忙中偷闲，也爱挥毫操刀。母亲当教师，偶尔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她更喜欢的还是文科，家里有很多藏书，除中国的经典外，还有许多早期翻译过来的外国名著。不过，听得最多的还是母亲吟诵唐诗。那是一种特别的声腔与节奏，如歌如泣，委婉动人。尤其喜爱“君问归期未有期”一类的边塞诗，也许是作为军人妻子的一种精神慰藉。耳濡目染，父母导引，使我喜爱上了文学与艺术，于是习字帖、背诗词等成了我童年的“主课”。

不过，对我影响更深刻、更具体的还是母亲。后来,因为父亲的处境，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我们在艰辛的境况下生活。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故乡度过了一个磨砺意志的中学时代，感受了更深刻的母爱。母亲传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除了文化知识之外，那就是一种豁达乐观的精神。即便人生经历了大的跌宕，她对我们的教育依旧没有放松。而且，她的方式不是耳提面命，而是在言传身教中让我们潜移默化。她讲过从前考学的事，当时也有人作弊，甚至还有个别权贵子弟在桌上摆上手枪以示恫吓。但这一套在中山大学行不通，监考官照缴不误。更有趣的还有她一位同学的故事：留学德国成了细菌学博士，大概太了解细菌了，平时连钞票都不敢摸，得用镊子夹。人很迂腐，一次做饭时炉中柴火快灭了，他吩咐太太“供氧！”其实是本来任何家庭妇女都懂得的用火筒吹一吹的事情，由于他冒出了一句纯科学术语的指令，弄得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太一时坠入五里雾中。后来还为此将发妻给休了。总之，是时时提醒我要好好读书吧。她常说的话是“放宽心胸”、“放长眼看”，要我们“远走高飞”，不要恋家。更有趣的是，我们写文章时也会故意起些笔名，母亲则说，“坏诡先生多别号，”不要用那么多名字。

我们家里常常聚满同学和亲友，母亲常常与大家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探讨社会、人生。那个年代的中国妇女识字的都不多，在小县城中有这样的知识母亲是稀奇的，所以同学们都从心底里把她视为自己的母亲。还有一位堂舅一度也常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早年曾是中共地下党。他给我们讲哲学，我们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了黑格尔、辩证法。如此自发地对哲学引起兴趣，在中学生中恐怕是极其罕见的。这个家，对有志上进的青年无疑是个乐园。后来，我们这群同学绝大部分都如愿地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后我又离开了故乡，后来就很少回去了。直至改革开放，他们从报刊上认出改了名字的我，才欣喜地恢复了联系———这真的应了母亲对笔名的看法。此后，阳江市有什么大活动，常常也会把我请回去。

我在故园没有片瓦，但我心中永远留有那个难忘的家。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