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观

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历史记录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矿吗？阎崇年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50多岁又开始学计算机。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阎崇年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生性带来的那股子“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但一直无法判定属于什么朝代。阎崇年曾实地勘察，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这事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讲学之行，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各庄古建筑群，是康熙兴建的行宫和王府。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惊，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2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工作人员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几年后，在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时，阎崇年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时，国内外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人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接下来的两年，打了多少报告、开了多少座谈会，阎崇年无从计数。直到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两年后又成立满学会，满学研究在国内外渐成气候。

阎崇年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20年苦苦取证、为新学科孜孜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答简单而真诚：“我对历史有感情。”其实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刻意，一如最初喜爱历史那样单纯。

传播观

学术成果不是靠头衔和光环决定的

真正使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热播的《清十二帝疑案》。

这个节目在2004年创下了央视科教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这是事先包括阎崇年都不曾想到的。阎崇年和他的《清十二帝疑案》也被认为是《百家讲坛》的“第一坛好酒”。

回忆当时初登上《百家讲坛》的情景，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都不爱抛头露面，编导也是看了我的《努尔哈赤传》，所以让我先开始讲。”

2004年5月13日，在人民大学的多功能厅，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讲“努尔哈赤”。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编导们把录制的节目剪辑出来后告诉他：“台里开了个会，说您的这集可以成为范本。”后来在央视编导的一再要求下，阎崇年在这个小小的讲台、大大的舞台上把清朝十二帝全部讲完了。

在长达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节目制作过程中，阎崇年停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出差，为每次讲座准备2万字的讲稿，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5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做试讲，周六再进行一次修改和调整，晚上散步的时候他会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周日就正式到电视台开讲。下周一又开始做下一讲的准备，循环往复。

这一年里，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上迄90岁的老翁下至8岁的小学生，遍及江南塞北、各行各业。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见到阎崇年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和爱人都喜欢听你讲，每集都要看。”

一个孩子的家长给阎崇年来信说，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平时特别闹，从来都坐不住，老师和家长一直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清十二帝疑案》，这孩子竟然坐在电视机前看进去了。此后，每周六，一到点孩子就安静地看电视，还拿个小本做笔记，包括清朝十二个皇帝的名字、年号、生卒年月、陵寝等都能够一一背下来。家长说孩子现在对学习感兴趣，上课也不再闹了，学习也用功了。

更有出租车司机给《百家讲坛》栏目组打电话说，他每天中午12点半赶回家边吃饭边听讲座，晚上下班回家8点要先睡觉，半夜起来后再看重播，从不耽误。

《百家讲坛》让阎崇年出了名，但他依然冷静。过去做学问，做好做坏对别人没什么大影响，现在做学问，做好做坏影响的是观众这一大批人，甚至影响学科建设，他对自己的要求便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起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而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