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

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才能站得住脚

在阎崇年看来，研读历史需要反复考索的是哲学思辨，而当这些历史素材化为感悟之后，不如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在艺术的领域，灵感最重要。”

所以，5年前，他又把目光投向东北，提出以森林文化作为东北的一个文化注脚。

中国古代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游牧草原文化，那么，东北呢？好多专家都认为东北是游牧草原文化，后来阎崇年发现草原文化不能完全说明其特点，他脑子里闪过“森林文化”这个概念，于是就开始查阅资料、撰写详细的研究提纲，写完之后便进行论证。

一个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经得起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方能站稳脚跟。

南起长城，北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一线，西到大兴安岭，东临大海，地域之大，加上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无数旅行家望而却步，但阎崇年却走了个遍。

当人们惊讶于他在这段考察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时，他却甚为遗憾：“很多地方因为艰险，我都是乘车穿越的，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徒步走走，更加仔细地考察。”

考察的结果让他坚信了东北森林文化的存在：在语言上，它是一个独立的语族，即阿尔泰语系满语族；在历史上，从商周时期的肃慎到明末的满洲一脉相承；在地理上，那是莽莽森林，而不是茫茫草原；在经济上，部民以渔猎为生；在宗教上，森林文化区的信仰一直都是萨满教。

带着研究提纲和论证结果，阎崇年到东北去做讲座，举办方请了一共包括12门学科的25名专家，从不同学科讨论，最后基本上都认同东北属于森林文化的观点。后来，阎崇年又把这个学说讲给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听，他们也接受了。2013年年底，专题论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终于正式发表。

整个过程让《阎崇年自选集》一书的责编惊讶：“80多岁的年龄，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着即将终结，相反，这位老先生可以随时甩出惊叹号，让人震惊。”

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人生也是如此。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这样的人也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

对话

境界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您曾说在50年历史研究中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向公众讲历史，现在看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给自己定下的任务？

阎崇年：这三件事情我都没有预想过，都是边走边看边选择。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都很正确，虽然那时是痛苦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勤奋、刻苦、执著、创新这些固然重要，但勇敢是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我能够在学术界做了一点事，或许就是因为还算勇敢。一个学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不行的。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有两点最难：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解放周末：您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也曾引发过一些学术争议，甚至受到个别观众的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经历？

阎崇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太多的支持和鼓励。学术研究是允许讨论的、可以切磋的，但偏见和人身攻击跟学术无关。

解放周末：探知历史往往是系统的工程，也需要静下心精心钻研。

阎崇年：胡适先生曾说，“考据一个字等于发现一颗星星”。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分得很细，既有考据的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的研究。你看黄河上游那么清澈，到了下游就变黄了，还有淤塞现象，此所谓融贯之中有微观差异。历史研究是一个宏观、微观不断切换、相互交融的过程。

研究者自己对一个史实要先搞清楚，然后理清楚，最后讲清楚。一个战士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学术使命。

解放周末：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学历史没什么用，历史也很好学。在您看来，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阎崇年：一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知识、激发智慧、以古鉴今、修身治国，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

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但不是他的责任，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解放周末：大半辈子和历史打交道，您对今后的历史研究有什么期待？

阎崇年：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这样才会推出更多有灵魂的精品，研究更多可以传世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各行各业都应该这样。

人物小传

阎崇年，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著有论文集《燕史集》《满学论集》共五部，专著《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等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