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奇观化的中国文化还是商业化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通过对文化进行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以使之能够被纳入资本和消费文明体系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从长远来看，对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来说，真的是有益的吗？

在伦敦过复活节，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饶有兴致地问我：“你在做什么？还在做文化领域的研究吗？”我说是的。他饱含同情地说：真不容易，我在伦敦五年，都没怎么见过中餐馆之外的中国文化。我懒得跟他解释自己的工作是文化研究，不是中国文化推广。但他的话还是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没读过中国作家的书？”我问他，因为我想到了前两年莫言的诺贝尔奖。他有点尴尬地说：“说实话，我连一位中国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些年断断续续在海外生活，我对这位朋友所描述的感受并不感到惊讶。但毕竟伦敦是举世闻名的国际都会，英国与中国的文化往来亦不可谓不紧密，一位热爱文化生活并对中国颇有几分了解的伦敦人，竟然对中国当代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确令我这个观察和研究跨文化交流的中国学者有点不安。情况真的已经糟糕到这个程度了吗？

前天下午，我和一位学生一起逛了逛伦敦市中心的几家大书店。我想买一本莫言或余华的书的英译本送给那位“连一位中国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伦敦朋友做礼物。但翻遍了书店，莫言和余华没找到，被编辑成心灵鸡汤语录体的《论语》和《道德经》的译本倒是找到了若干版本。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书，倒是被摆了满满一书架。而此前一天，在英国电影学会音像制品商店里，能够买到的唯一一部中国电影，竟然还是《红高粱》。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伦敦唐人街的高度商业化。这片位于伦敦中心地带的街区，几乎完全被打造成了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高端餐饮与购物中心，在那里几乎能够找到全中国所有菜系的餐馆，其价格也相当昂贵。我高度怀疑那个区域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承载物，它显然有着浓郁的奇观色彩，是作为“国际都会”与“文化熔炉”的伦敦的符号构成的一部分。

在伦敦这座有着庞大华人社群的文化大都会，中国当代文化“既可见又不可见”的现状，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努力保持自觉性过程中所遭遇的诡谲的尴尬。无论是奇观化的中国文化还是商业化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通过对文化进行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以使之能够被纳入资本和消费文明体系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从长远来看，对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来说，真的是有益的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人中，又究竟有几个不在为这种与商业利益紧密勾结的“文化交流”机制沾沾自喜呢？这恐怕是个更令人心悸的问题。毕竟人家怎么看自己是人家的自由，自己如何看自己才命运攸关。

□常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