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孩子们围在锅边等待晚饭。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个宿舍都是红色的，肠子外翻，二哥每次回忆起眼眶都是红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来还没过完春节，父亲也进了看守所，这个家眼看着，就要垮了。

刚满18岁的老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捡起了父亲的电话薄，用破塑料袋分类装好弟弟和父亲的材料，沿着父亲的路子开始向村上、镇上、县里求人。

因为媒体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当地“丢人的事情”，有人冲着这个男孩骂道：“你父亲是杀人犯，你们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帮助。”

1米6出头的老二最近一个半月瘦脱了形，为了“救”父亲，他自己翻出破了边儿的法律书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来看，尽管，那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更像是“天书”。

这本不该是他要走的路。

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考大学当能人”的重任，后来家贫辍学，父亲也送他去安徽，“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时，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跟着他“跑政府”，顺路捡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每次，他都会提提背篓，弓着身子，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加快，躲同学。

“幸运”的是，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也没人喊住他。

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逐渐忘记“要去北京当兵、保卫天安门”的梦想了，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

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被现实“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过年级前30”的他头一回发现，“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

“不晓得哪门回事，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