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与处于市中心的特色小镇截然不同的是，“外来人口、流动性人口多，高端专业人才少”的人口结构失调现象，是诸多县级市在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窘境，同时还伴随着户籍、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等问题。

温州市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对此深有体会，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半城市化”。“因为向往城市生活，农民朋友来到了城市，但他们的下一代解决不了户口，所以又不能留在当地，于是来回奔波，这就产生了被‘搁在路上’的现象——留下不安心，回家不甘心。”正因如此，黄寿龙表示，国家大力推进小城镇的路子是符合当下国情的，“小城镇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所以能有效解决这个现象问题，为这些人在中间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就地城镇化，让大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住下来。”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在座谈会交流中表示，在小城镇的扶持政策上，不必拘泥于行政建制或者行政级别的固有模式，完全可以从有利于促进地方发展的角度出发，为县、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统筹城乡一体化，不能硬件上去了，软件跟不上。比如：加大对农村养老政策的倾斜，乡镇医疗卫生资源丰富，但养老服务方面很欠缺，医养结合的扶持力度和理念远远不够。实现城乡统筹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车晓端说，城市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公共服务，让老百姓过得好。

创新体制改革，破解“成长的烦恼”

相对于已经成熟运转的大城市群而言，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看上去像是一个道阻且长的新命题，如同培养一个新生儿，孩子越长越大，身上的衣服却越来越小，这显然不利于健康发展。表现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则是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城市发展需求的问题。

在调研中了解到，试点镇在由“镇”向“城”转型中依然面临较多的制度限制，例如，财政结算制度、统筹协调权、人事任免权、规划管理权等等。由于国家撤镇设市的标准尚未出台，许多小城镇即使规模和经济水平各方面都达到全国中等县级市水平，也依然面临制度瓶颈。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就是如此。

政府做规划、农民自费建城，不花国家一分钱———这座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从1984年建镇之初的8000多人，已经发展到如今的44万人左右，全镇实现生产总值226.9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780元，实力已相当于国内中等县的水平。2014年12月29日，国务院确定龙港为全国仅有的两个镇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开始了探索建立职能分工合理、行政层级优化、管理机构精简、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提高、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型设市模式。虽然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初衷目标还未达到，“成长的烦恼”仍旧存在。

“中国的小城市建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表示，国家制定深入推进发展小城市是立足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举措。他说，特大城市的弊端已经初露端倪，大量发展培育小城市是必然之路。目前来看，发展小城镇有三条路：一条路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强镇扩权，但弊端已经显现，很多根本性的行政管理权并未得到解决；第二条路是区划调整，但形式简单，并且容易存在“后遗症”；第三条路，就是用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方法打造小城市，这就意味着小城镇面临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例如，赋予地方更多的先行先试权，允许小城市承担一些管理职能，在产业、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生态六大领域发挥当地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国家既然以龙港镇为试点，那就要敢于接受挑战，力争研究出一个‘龙港模式’在全国推广。”谈到对未来龙港镇的发展设想，黄寿龙表示。

对此，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很赞赏这种大胆尝试的做法。“试点，就是要先行先试，敢于突破条条框框。”陈亚军认为，在改革创新的同时，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显得很有必要，这可以让试点地方有所作为、敢于作为。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大家记录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此次调研的收获。每个人都拿到了厚厚的材料，那是浙江省在多年来培育中小城市建设中积累的精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抑制不住脸上的兴奋表情，高兴地说：“这次调研不虚此行，收获太大了！很多创新的模式、点子都给了我们启发，这也为接下来民建中央进一步推进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探索工作提供了大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