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工作，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863计划项目和重大科学计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同时担任多部国际SCI杂志的编委、副主编等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不仅仅是指身体上没有疾病，而是指一种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不过目前我国社会对健康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无病即是健康”的传统观念中，这也是生物医学模式的典型特点。其实，现代社会倡导的医学模式，早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人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身体上没有疾病一样，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病人的情感需求不应被忽视

陆林曾经接诊过一位50多岁的“特殊”患者。这位患者自述总是感觉胃肠道不舒服、胸闷，可跑遍了国内各大知名医院，做完了各种疑似疾病的检查如核磁共振、胃肠镜等，都没有查明病因。

“其实，这位患者是心理问题导致的躯体化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这种疾病的典型特点，是经各种医学检查不能证实有任何器质性病变足以解释患者的躯体症状，因而常导致患者长期反复就医和显著的社会功能障碍。”陆林告诉记者，后来检查发现———这位患者“已经习惯了工作上被关注”，对即将退休的生活在心理上准备不足，进而由于心理问题导致了各种不适。

这个案例，说明了在医疗诊治过程中，不能只关注病人的躯体症状，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问题和情感需求。不过就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而言，患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常被忽视。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大医院“门庭若市”，医生忙于接诊没有更多时间去关注，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教育还不到位，社会上对人的全面健康还没有形成共识。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不仅仅是指身体上没有疾病，而是指一种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不过目前我国社会对健康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无病即是健康’的传统观念中，这也是生物医学模式的典型特点。”陆林表示，现代社会倡导的医学模式，早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人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身体上没有疾病一样，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但是很遗憾，目前人们对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就连有些医生本身，对这个医学模式的理解和践行也不到位，比如某种药物在服用之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以及某种治疗方案的可能预后，都很少有时间向病人去解释。”陆林感慨。

医生的诊治应该关注人的整体

在陆林看来，把医疗诊治的重点只放在躯体异常方面，还容易导致医生和患者走进对医疗技术崇拜的误区。“很多病人都以为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就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但实际上，技术却并非医学诊疗的全部，更非病人康复的全部，医生也不只是技术的操作者。现在患者常把医学简单地当做是一门操作性学科，以为做了手术吃了药，病自然就能好，事实上医生却并非如此‘万能’。中医有句话说疾病需要‘三分治，七分养’，恰好说明了治疗本身的局限性。正如美国特鲁多医生所说的，医生的工作其实更多的是：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另外，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各有不同，即使从技术本身而言治疗方案是正确合理的，其恢复的结果也千差万别。”

有位从外地转诊过来的患者，至今仍让陆林印象深刻。这位患者在成功实施了心脏支架手术之后，一直不肯出院，也不肯离开病床，说只要出院就可能会死掉。但医院通过检查发现，患者各项身体指标都属正常，因为患者装上了心脏支架，患者的心脏功能已经没有问题，可患者就是担心自己离开医院就有生命危险。

在经过跟患者的细致沟通后，陆林明白了患者不肯离床的病因。原来，患者在外地做第一次支架手术时，负责手术的医师在跟患者谈话时，曾经告诉患者，幸亏患者自己主动来到了医院，晚到医院几分钟就可能已经死掉了。自此之后，患者就以为自己随时都可能死亡，只有在医院才是安全的，所以始终不肯出院，也不敢离开病床半步。

搞明白病因之后，治疗起来就有了方向。在陆林的要求下，患者慢慢地下了病床，走了路，爬了楼梯，发现自己还安然无恙地活着，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喜笑颜开地出了院。

有些大医院也曾经做过专门统计，发现那些长期占床的病人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的治疗要系统地关注人，人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只去片面地关注疾病。只关注疾病本身，那还只是生物医学模式。只注重技术训练的医生，也不能成为一位大医生。”陆林强调。

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

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医生对患者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但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却不应该只是精神类疾病领域医生的职责，而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多项研究表明，一些不良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某些暴力事件等，都和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也有多项数据表明，现代社会人们心理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由于心理疾病导致患者对社会不适应的状况，也越来越常见。比如，很多中小学学习成绩很出色的孩子，在高中或大学时期却出现了抑郁、自杀等严重的心理问题；有些身体原本康健的老人，在经历了老伴的过世之后，也在很短的时间突然离世；还有大约1/4的老人在退休之后会出现性情大变，终日闷闷不乐或无所适从，这是典型的退休综合征。

“上述问题，都是典型的心理疾病所致，都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在合适的时机介入。比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要给予科学的指导，培养孩子健康的个性，不以成绩论优劣，在孩子出现心理异常时要及早就诊；对老人尤其是家里有临终病人的老人，要进行死亡教育，让患者和家属科学地认知生死，减少对死亡的心理恐惧；对将要退休的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前，就应该给予适度的心理健康引导，以预防退休综合征的出现。实际上，对很多人而言，退休才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不少人在退休之后成为另一个兴趣领域的精英。”陆林坦言，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操之过急。

医生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需要国家做好制度保障

“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患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够，医院为了保护自己，往往要在最大程度上规避自身的风险，因而在一项手术之前往往着重告诉患者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状况。这势必会影响部分患者的心情，加重患者对疾病的心理恐惧，进而影响治疗和后期康复。”陆林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只需要医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更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从制度上去鼓励医生能够主动去关心患者的心理健康及情感需求，从而鼓励技术高超的医生成长为大医生。

陆林曾经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的同事上班路上因为雨天路滑，刹车效果不好，车头过了红绿灯允许的停车线。得知他的同事是医生，需要着急赶到医院去交接班，警察并没有当场执行罚款，而是让他尽快赶往医院去医治病人，安心上班，罚款会在医生下班之后再执行。

“这体现出整个社会对医生和病人生命的尊重。与这份尊重相匹配的，是保障医生拥有有尊严的收入。因为承载着这份信任和尊重，医生在从业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生计，只需要思考怎样提高自身的医术，如何能更好地医治患者。因为医生的工作不再与收入直接挂钩，患者对医生的误解就会减少，理解和支持会自然增多。也只有得到病人的理解、支持和信任，医生才能更专心于提高医术。很显然，这需要国家做好制度规划。”陆林表示。

与此同时，陆林还希望，社会舆论应该更科学地传播医学和健康的知识及理念。“患者应该相信医学的科学性，还需要认识医学的局限性。医生的每一次诊治，都是在探索生命的未知，这时候医生也需要病人的鼓励而不是怀疑。所以我们的健康传播，不应该只是告诉患者哪些医院可以治好哪些疾病，更应该告诉患者正确的健康知识和理念，从而避免患者走入对‘神医’和技术崇拜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