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创新放手发动企业做，重大创新要把政府与企业的力量结合起来一起搞。

郭伦德

“十三五”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突破经济新常态下税负、融资、人工成本高位运行等拦路虎？当然要靠创新。

不过，创新不能追概念，搞泡沫是靠不住的，民营企业应该有清醒的创新方案。

低成本竞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经济发展有一条规律，低成本竞争阶段一定会逐渐过渡到高工资增长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会急剧上升。观察德国、美国追赶英国，日本、韩国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之路，就很容易得出这条结论。

当前，我国也进入了高工资阶段，不要说熟练工的工资，就是普工的工资也增长得非常快。今后，工资只会更高，这会是一个常态。

这有客观因素。一是我国劳动人口减少，二是工人基本生活费用提高，三是提高工资才能扩大内需。让劳动人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需求，搞好了就是良性循环，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共享发展”，提高工资是必然趋势。

降低有效工资要靠创新

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抱怨人工成本过高，提出了修改劳动合同法等许多诉求，有关部门也准备在“十三五”时期适当降低企业承担社会保险费的比例。

笔者认为，这些措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能指望它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国已经进入高工资增长阶段，企业的治本之道只能是尽快适应高工资常态，并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模式，顺利跨越高工资增长阶段。这就要走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不断降低有效工资。

什么是有效工资？就是单位产出的工资。表面上看，我国人工成本比欧美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但是如果以有效工资来比较，相差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企业能付得起高工资，我们却感到苦不堪言的原因。

如何降低有效工资？

可能的路径有三条。一是压低货币工资，但这于人、于已、于国都不可能持续。二是用机器代替人，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还难以达到降低年均人工成本的目的，特别是在订单不足形势下风险还比较大。三是提高单位产出。

综合比较上述三条道路，唯一靠得住的是不断提高企业产品的单位产出，走一条重质先于重量的发展道路，这就要靠创新。

“互联网+”与工业4.0结合

创新现在在中国是热词，新公司注册一日万家，科技孵化器遍地开花，这都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其中的泡沫成分。

企业搞创新不能追概念，赶时髦，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本质：“互联网+”只是工具，工业4.0才是目的。“互联网+”改变的只是业态，例如“互联网+餐饮”，菜还是那个菜，只是卖法不同而已。最后市场的均衡结果，要么是再次进入同质化竞争，直至下一次转型；要么是先发者建立了信息或资源优势，对后进者形成了排斥性准入壁垒。实际上，这两种方式仍然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徘徊，并没有实质性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

真正的创新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工业4.0。这里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一是从生产端看，是态度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是联络的工具、是技术的工具，是把全产业链各环节创新要素集聚在一起的工具；二是从消费端看，是需求个性化工具、是发现潜在需求工具、是开发个性化需求工具；最后，还是连接生产端和需求端，实现二者深度融合、全过程融合的工具。总之，互联网是创新的集成工具，是创新的开发载体，是创新展示的平台。我们不能把“互联网+”和工业4.0割裂开来，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而且只有把它们当成一个东西来做，才会带来颠覆性技术革命。

用大推进方式促进创新

在技术创新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般性创新放手发动企业做，重大创新要把政府与企业的力量结合起来一起搞。

如何在重大技术创新上实现政府与企业的结合？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盲目信奉自由市场。要把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做大事。当前，“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政商联系体制更好的载体。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行动，选定重点领域，用积极有力的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甚至行政手段，把全产业链企业和其他感兴趣的外围企业或团队用大推进方式组织起来，制定知识产权相互开放、共同使用的合作协议，围绕关键技术集聚所有创新要素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享成果，规划各自在产业链发展的分工布局，用3到5年的时间打造出一批重点项目。

大推进方式，是指战略级项目由中央政府来组织，按项目来管理，全国一盘棋，核心企业强制参加，非核心企业自愿参加，为了项目成功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参加企业和人员要签订终身保密协定；战术级项目，由省级政府或中央政府部委来组织，通过强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和扶持政策引导全产业链企业自愿参加。

大推进方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会战模式。一是项目组织方式，除战略级项目，其他由企业、创新团队自愿参加；二是参加者以利益为纽带，以投入比例来分享研究成果；三是项目按企业化来管理，实行严格的预算决算和定期报告制度；四是项目成果按市场化来运营，国家有权征用项目成果，但需要向项目成果权利人付费；五是以互联网为载体，把全产业链甚至产业链外围创新要素集聚起来，把产业集群从生产分工协作型升级为创新要素集聚型。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