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了30几年的那条胡同，在北京的安定门里，老北京管那儿叫北城。听上了年纪的人说：旧时，东城官人多，南城买卖人多，西城学问人多，而北城，则是穷人扎堆儿的地方。

我们胡同不算大，几十座小四合院，百十来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淘粪的、拉洋车的、看坟的、当泥瓦匠的……虽说后来都成了“工人阶级”，但还是得靠摔汗珠子挣饭吃。全是些穷人，谁也不嫌弃谁，谁也不欺负谁。日子苦归苦，可活得本分，过得安生，穷得体面。

邻里间难免有磕磕绊绊、锅碰勺的时候，但哪家真要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照旧还是你帮着我、我帮着你的。可也是，打上辈子，甚至上上辈子，就住在一块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当了名律师，并和母亲结了婚。他选中了这条没有一户达官显贵的小胡同，先是买了块地皮，然后自己设计了一套规规整整的四合院，又和泥瓦匠们一道，一砖一石地将房子垒了起来。

母亲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她除草、剪枝、浇水、施肥，一年四季精心侍弄。她说：“草木通人性。你为它付出多少，它就回报给你多少。万万不得怠慢了这些灵物。”果然，花长得艳，草长得盛，尤其那两棵核桃树，好像是急着要报答它们的主人，几年工夫就结出了果实。

核桃树枝干挺拔，如同腰板笔直的卫士，一边一个守在我家大门口。夏天，它绿荫如盖，引得左邻右舍常来纳凉。这时候，父亲总要沏上一壶茶，搬来几个小凳儿；母亲总要笑呵呵地满上水，一碗一碗地递到大伙手上。别看胡同里的人没有文化，他们却特别敬重有文化的人。知道父亲是搞民法的律师，有什么家长里短解不开的扣儿，就趁着这个机会跟父亲念叨念叨，请父亲出出主意。

秋天，核桃树下成了孩子们非常喜爱的地方。捡树叶儿、跳皮筋儿……最开心的，还是仰着小脸数核桃。核桃长得又大又圆，捉迷藏似的猫在浓密的树叶后面。不管它们躲在哪儿，都能够被孩子们一个个地找出来。有那性子急的小馋嘴儿，夹着竹竿爬到树顶。母亲急得团团转，大声哄劝着：“快下来，小心摔着胳膊腿儿！等两天核桃熟了，我找人给你们打。胡同里的孩子哪个也落不下，保证一人一份儿！”

这下可好了，母亲身后总是跟着几个“小尾巴”，他们“唧唧喳喳”不停地问：“什么时候打核桃啊？我们都等急啦！”

我家的核桃，是在孩子们的催促中、期待中成熟的。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打核桃。一大早，母亲就忙开了。烧水，扫院子，找出大大小小的盆、桶、篓子、簸箕，满满地摆在树底下。她像迎接婴儿降生似的迎接核桃娃娃的落地。

收拾齐备，母亲便“砰”的一声将院门大开。开门声如同号令，东院的李二叔、西院的柴大叔，立时就扛着竿子走了进来。李二叔拉过洋车，手脚利索又会爬树。柴大叔是位架子工，登梯上高不在话下。所以，每年打核桃，这两位都是主力。

母亲客气地问：“孩子他叔，这会儿可抽得开身啊？”

一个说：“听您吩咐。”

一个说：“您招呼吧!”

母亲清清嗓子，铆足了劲儿，高喊一声“打核桃喽！”

呵，母亲喊声未落，40几座小院的孩子们，雀儿似的全飞了出来。他们叫着，笑着，唱着，跳着。那份热闹，如同开戏的锣鼓，不，如同开市的鞭炮声，震得人耳朵直“嗡嗡”响。

依我看，母亲还是很有组织才能的。她把这群小调皮分成几拨儿，有当拉拉队呐喊助威的，有负责捡的、分的、装的。我专管送，任务就是挨门挨户地送核桃。

北京人讲面儿，礼儿多。甭管进了谁家的门，主人都要一个劲儿地往你兜里塞东西，往你家什里放东西。哪怕是几把铁蚕豆、一捧大红枣、一碗肉馅饺子，好赖不能空着手出来。

只有西头李姨家，母亲年年都是亲自把核桃送去。李姨是个寡妇，身边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瘫儿子。那儿子心灵手巧，会捏各式各样的小泥人儿，娘儿俩靠着卖泥人儿生活。母亲每次总要和李姨坐上一会儿，默默地听她说会儿话，陪着她抹会儿眼泪。

这时，大哥哥就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变戏法儿似的将手里的泥团团变成一个个小人儿。

“这是谁呀？”

“包公。专替穷人出气的。”

“这个呢？”

“观音菩萨。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这个呢，这个是谁呀？”

“钟馗。他会打鬼。”

大哥哥把三个小泥人儿，轻轻放在我的手掌上。

可是，还没等我长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夏天，没有邻里再来纳凉。秋天，没有孩子再来戏耍。人们都忙着“横扫”、“炮轰”，哪还有心思顾及两棵不会言语的老树啊？唯有母亲还想着它们，心疼它们。地皮干了，就浇浇水。叶子落了，就打扫打扫。只要有空儿，她总要在树下转几圈儿，发会儿愣。

……

眨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样子。

胡同里的老街坊搬走的搬走，故去的故去，留下的老人实在不多了。我也是偶尔才回去看看，不过是想去看看那两棵也已经变得苍老的核桃树，想在树下站一会儿，发一会儿愣，听听微风吹过时老核桃树上的树叶发出的“簌簌”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