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亲爱的父亲黄枬森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年了。3年里，我们通过我父亲的文章，他的笔记，他的日记，感受着他的存在，就像他从未离开过我们。

黄枬森

我在阅读我父亲的日记或者笔记的时候，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我父亲的大脑没有一天不在思考着哲学问题。

这当然不只是说他从未退而休之。在他的晚年，哪怕是耄耋之年，也仍然是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一个科研课题接着一个科研课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只要他醒着，在没有琐事打扰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就全都是哲学问题，甚至于普普通通的家居生活，在他眼里，也充满着哲学意味和哲学情趣。

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我父亲陪着我母亲去美国探亲。在那里的3个月，他没有办法带上他做学术研究不能离身的哲学资料和书籍，也没有办法继续他未完成的课题项目，按说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长假。然而，他那早已习惯思考的大脑却停不下来。

记得他回国后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在那里整理出了40多篇哲学杂文题目，既然是杂文，那就不能像平时的论文，长篇大论，而是以千字为限，一题一议，力求通俗易懂。并且，他已经写出了头几篇。

我在帮我父亲录入这几篇文稿时得以先睹为快。我发现这几篇哲学杂文从题目看就很吸引人，如《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谈到哲学》、《自相矛盾的哲学家》等。这些杂文与我父亲通常写文章的语气结构均有不同，清新，生动，真正是寓高深的哲理于浅显的文字中。我欣喜地催我父亲接着写下去，但他每次都说，等他的课题完成了，有了闲暇，再来写。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胸中要完成的工作有增无减，他所期盼的闲暇时光愈加遥遥无期了。他也曾设想，在我退休之后，由我当他的助手，帮他完成两本书，一本是《我的哲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另一本就是《生活中的哲学》，具体方法是由他把这些提纲列出来，或者用录音笔把想法口述出来，由我来整理成文。然而，直到2013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日，在长达16年里，他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假期，最终也只留下了当年写于大洋彼岸的4篇杂文。

虽然哲学杂文没有续写，虽然我父亲的工作是紧张的，但这却不妨碍他饶有兴味地品味着生活。只不过，这种品味，绝对是属于哲学家的。

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我的女儿踩着80后的尾巴出生了。我父亲非常喜欢孩子，他有时热心地帮我哄孩子睡觉，方法是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读他的哲学杂志，他说这叫工作生活两不误，当然，效果奇好。

在我父亲的眼里，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满含着哲学道理。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岁3个月的宝宝看见妈妈集邮，用铁夹子夹票放入集邮簿内，也要了一个夹子夹纸片玩。她称纸片为“票票”，夹子为“夹夹”。她当然不知道邮票为何物，也不知夹邮票在干什么，她能了解的是用夹子夹纸票，也就是说，她已有了初步抽象能力，但抽象出来的东西是表面的，初步的，这就叫从抽象开始，人的认识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几年后，她的认识才能上升到“集邮”这一水平，那时她的认识当然就具体了。

一个月后，我父亲又有了新的发现：

1岁4个月的宝宝已经有“相对”概念。最初她只知道一个妈妈，即她的妈妈。当她的妈妈叫她的阿婆为妈妈时，她哈哈大笑。可能她觉得太可笑了，怎么又跑出一个妈妈来呢？慢慢地她懂了，妈妈是相对于谁来说的，阿婆是妈妈的妈妈。当她妈妈问她：我怎么叫阿婆？她回答说：“妈妈”。进一步问她，我怎么叫阿公？她回答，“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