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多少楼台烟雨中——满文满语那些事

谈到馆藏档案，吴元丰说：“清，是中国留下档案最多的朝代。明朝档案3000多件，唐朝才几百件，而清朝光是满文档案就有200多万件。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里，满文的文献量也是最大的，它记载着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奠定了中华民族现在的版图，很多行政区划的沿革，与邻国边界的划分，都是用这种文字记载的。而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也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整理，就是给每份档案一个编号——一个身份证。”

实际上，在漫长的人类文字历史上，满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生命，它诞生于1599年——明朝万历年间，努尔哈赤麾下的二位儒臣噶盖、额尔德尼以回鹘式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制成满文，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以其记载的后金历史档案称“满文老档”。 到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指令满族文字学家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进，达海遂在老满文字母的左右酌增圈点，以区别原来不能区分的音节字母，史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满族入关后，定满文为国文，满语叫国语，与汉文并行，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

然而，吴元丰告诉我，满文满语的危机早在“康乾盛世”时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从满族入关，这种语言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毕竟满族人口太少，他不可能不与中原这个拥有几千年积淀的汉文化发生融合，并且被其同化。所以无论朝廷怎么强调，到乾隆时期，已经有包括沈阳、北京，以及南方的一些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了。1949年的调查显示，仅剩北京为数不多的满族或蒙古族读书人，以及东北黑龙江富裕县的三家子、黑河的五家子的一些老人还会讲满语。”

1979年，刚刚工作不久的吴元丰，曾经跟随满学大家金启宗先生走访过三家子，那是他第一次跟真正的满族人交谈，当时感觉跟那里70多岁的老人聊得比较顺畅。2009年，他再次到访三家子时，当年的老人几乎均已过世，当地满语情况比起1979年时落差特别大，甚至很多语序都发生了明显的汉化。

2006年，吴元丰走访黑河五家子。当地干部据说跑遍全村找来两个70多岁能说满语的老人，吴老师进去时两个老太太正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用满语说话：“让咱们说话，咱们俩说的这种话现在谁还懂啊？跟他们说干嘛，没人能听懂！”吴元丰闻听，立即趋步向前用满语道：“我能听明白，请你们继续说吧。” 边说着边给她们行了一个满族的请安大礼。两个老太太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赶忙起身向吴元丰回礼。然后三个人开始用满语聊天，吴元丰才知道她俩原本还不是一个村的，老伴都是汉族，平时除她们两人外，已经碰不到其他说满语的人了……

提及这些，提及满文满语的现状，吴元丰总有无限的感慨：“当年，幸亏有周总理的关怀，否则这个语种或者已经在中国失传了！”1955年周恩来采纳溥杰等人的建议，指示中科院语言及历史研究所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满文学习班，由溥仪的舅父满族宿儒克敬之老先生任教。由于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出于健康考虑教室就设在他家里。很多学生因此觉得不正规，纷纷离开，到毕业时就只剩下4个人，最后只有两个人从事满文工作。

克老先生去世后，因师资问题，满文班无法再办。上世纪60年代初，搞社会调查时，才发现新疆的锡伯族会说满语，于是，国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学院，从新疆调过来3个锡伯族老师，办了一个21人的满文班。但是4年后这个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学生们大都没能留在北京从事专业工作。

再往后就是1975年吴元丰他们这个班。办班起因据说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游故宫的时候看到那些满文匾额就问周总理，这种文字，现在中国有没有人研究，总理当时很肯定的回答说有。再加上当时正在跟苏联谈判，很多相关历史档案都是满文的，周总理就抓住这个机会给毛主席说办了这个班。1978年吴元丰们毕业，刚好赶上改革开放，所有人都留下来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中国满文档案、满文古籍、满学、清史研究方面的主力……

“不过，我现在反思这件事，觉得培养人才光靠档案馆这种部门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国家的层面上予以重视，选择合适的大学，增设‘满文档案’专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吴元丰如是说。

4. 殷殷锡伯情——走不出的遥远家园

作为研究馆员、满文大家的吴元丰，是一位严谨而认真的学者；而生活中的吴老师，则是一位乐观、随和，喜欢唱歌和玩耍的性情中人。由于工作关系，也因为乡情的牵系，吴元丰每年都有2—3次回到家乡——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盆地中部的察布查尔。那是我国唯一的锡伯自治县，居住着大约两万名会说清朝“官话”的锡伯族人，那里是他永远的家。

吴老师的妻子，是与他同族、同乡、同学、同事的郭美兰女士，数十载朝夕相伴，正可谓伉俪情深。每逢节假日，吴老师必携妻前往异地游览，而且大都是自己充任司机一角。每当朋友们半开玩笑着夸赞他的专情与浪漫，吴老师就不失诙谐地答曰：“此乃本民族优良传统。”

向吴老师请教这一“传统”的出处，听到了下面这个悲壮而又温馨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新疆陆续爆发了准噶尔部之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历经康雍乾三朝才彻底平定。1762年，清政府在惠远（今霍城县境内）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但是，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明显感觉到了驻防官兵的不敷调用，于是给皇帝上奏折，请调盛京（今沈阳）锡伯族官兵，乾隆恩准。

于是，1020名20-40岁的锡伯族官兵，连同3275名眷属，很快分两批前往新疆：第二批官兵启程的前一天——农历四月十八日，正赶上锡伯族的“杜音拜专扎坤”，一个亲朋好友团聚的传统节日。如今，这一天已成为他们每年最重要的节日—— “西迁节”。

乾隆皇帝原本给了锡伯族军队大约两年的行军期限，而他们靠骑马、坐牛车，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到达了。当伊犁将军派兵前来接应时，锡伯军队早已断了口粮，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由于缺乏布匹，新生的婴儿全部是用路边的干草裹着来到伊犁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万里行军，千难万险，而到达伊犁的锡伯军队，不光没有落下一个妇孺，反倒诞育出350余名婴儿；加上后来一路追随的人，使人口增加到5050人！

假如没有锡伯男人的责任心、没有锡伯女性的坚韧、没有他们之间真诚、挚热的爱，这样的奇迹又怎可能发生？！如今，这种精神力量同样出现在吴元丰身上，于是，有了他对满文档案、满文人才培养的执著；对妻子对亲人对朋友的爱；有了这个“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研发项目的成功！

相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对锡伯军队许下“六十年换防回家乡”的诺言。而今，252年过去，锡伯族虽然未能回到东北故乡，但在新疆，他们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满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采访结束，下楼的时候，吴元丰似是在不经意间，给我讲了件趣事：许多年前，他曾与金毓章（原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溥任长子，溥仪侄子）开了句玩笑，说合着您祖上把我们派到大西北就不再召回了，到如今您也不说替怹过来慰问我们一下！没想到，金先生认了真，还真就去了趟察布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