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划定边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肯定要坚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经济理性也要得到尊重，那么如何认识和面对两者之间的冲突呢？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在哪些领域起作用，哪些领域是不能由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主导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市场观念的逻辑前提、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的作用域进行界定，使其在应有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不能任由“经济学帝国主义”泛滥，任由经济理性泛滥。

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出发点。斯密肯定了休谟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性，并通过逻辑推演使利己主义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认为利己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这种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表现人的利己本性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经济人”。他认为每个个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利己动机出发来追逐个人利益并获得满足时，社会的利益也在增加。换句话说，他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人人都会对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贡献，而政府仅仅是守夜人而已。

当然，自由市场所导致的问题，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资本关系中的当事人都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因此，在资本关系所及之地，市场观念都在起作用，但是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它最终越出了这个边界，作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当然，其结果也是马克思所早就指出的，原先“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中介，而这个中介物就是“金钱”，“社会人”都被塑造成为了利己主义的“经济人”。也正因为如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强调“道德人”概念，从而主张对市场道德进行规制。

经济理性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同体发展的，它始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此逻辑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以理性的名义消解和驱逐，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但是，经济理性本身有着非理性的一面，经济理性本身也存在着本体论和存在论上的界限，这种非理性使它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扩张，一旦超出这个界限，经济理性就成为它的对立面，就变为伪理性。

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就指出，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领域都可以由经济理性来主导，否则就要出问题。他认为，警察、消防员，他们不是在为获利“工作”而是在承担一种责任。医生和教师等职业也具有相似的特征，医生的工作是在履行责任和义务，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以及个体对个体的关系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被经济理性化的。一旦这些活动被经济理性控制，医生就被标准化、病人也被标准化了，医生不是在为病人提供服务而只是在例行公事，医患关系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关系和金钱关系。应该说，医生医治病人、教师教育学生，当然是为了谋生，但是医生和教师在工作中对他人的付出并不是一种金钱关系，“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天职。因此，不是所有活动、所有领域、所有主体之间都适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我们必须明确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那些与爱、亲情、责任、义务、公益等相关的领域都不能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来主导。

让座之困的解决之道

基于上面的分析，对于不断发生的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的争议，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限定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厘清乘客与公交公司、乘客与乘客之间的主体关系，从而找准适用的道德准则。乘客与公交公司之间，除了社会公益之外，一般意义上是一种市场活动关系，因此，更多地适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而乘客之间不是一种市场关系，不应该被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所主导。因此，不能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得出不让座的结论。乘客主体之间的让座行为的伦理道德依据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像讨论大学生在学校食堂用餐之后该不该自行送餐盘一样，从学生与后勤社会化之后的食堂商家的关系而言，根据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原则，学生完全可以不送或者有偿送餐盘，但是，从就餐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说，送餐盘则是美德。因此，笔者曾明确建议本人所在的高校，在宣传送餐盘时把口号“我是南师人，我为自己送餐盘”改为“我是南师人，我为同学送餐盘”。这一转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注重制度建设、道德引领和宣传引导。在明确公交车乘客主体之间不适用市场观念和经济理性原则，而要遵从传统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道德法则的前提下，制定明确合理的包含让座的具体操作性规则在内的公交乘车守则。对“爱心专座”以及“爱心专座”之外的座位的使用权和让座的优先次序以及相关原则和操作性规则，在社会层面进行宣传、落实，做好道德引领工作。

小小的公交让座之困，实际与当代中国诸多重大问题有着共同的根源，并且有着共同的解决之道，这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KS05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2ZDIXM003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