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 骈文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体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不偏不倚、照顾全面。中国人讲究平衡、对称、协调、和谐之美，在建筑设计中有充分体现，居住空间的对称性就熏陶了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骈文写作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也训练了国人的平衡与和谐。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中，以偶数为美，如好事成双；以偶数为吉祥，如双喜临门；以阴阳求平衡，如左邻右舍。这是因为偶数句式在节奏上具有和谐之美。在先秦时期的诸子名言中也多是骈句，如《论语·里仁篇》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将人分为两种人格：君子和小人，并将这两种人格的体现也解释了出来。不仅如此，在古诗词中，很多名句也是对偶句，如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五言诗的中间两句是工整的对偶、对仗句；再如杜甫的七言诗《登高》的中间两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也是工整的对仗，体现了中国人这种平衡和谐的追求。

二、 骈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就了体现中国文明智慧的数量巨大的成语系统。

骈文，最早的是骈句，在先秦时期，对偶的最初是排偶，因而，从骈句到骈文，从骈意到骈辞，从排偶到对偶，看出中国文学的自觉追求的渐次过程，在魏晋初步完成了转变，对后来影响巨大，也使永明体诗歌走上了对偶，继而在近体诗中，中间两联对偶成为必须，成为通例并定型。

赋与骈文整合形成了骈赋的文体，使古赋走上了骈偶化，成为了赋的新形态。在唐代科举中引导着所有的文人学习、推广。对偶化的骈辞丽句，进而影响了戏曲和小说。五代时期，对联的形成和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证明骈文对大众生活的影响，使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具有普遍性。现代社会，赋这种文体已经复活，在景区、公园等公共设施中非常多见。还有对联，也已经常见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贴对联，它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这说明骈文这种文体已经通过其他的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文化的载体。

在我们的汉语中，骈文通过成语这一形式，将历代文学著作和圣贤的思想凝固，形成简洁的、并列结构的、偶对型四字格或对偶句式的成语，体现着中国文明文化的特征，如“天圆地方”、“莺歌燕舞”、“乘风破浪”、“风花雪月”、“闳中肆外”、“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古代圣贤就是用这样对偶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还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智慧，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

刚才我们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它就是通篇骈文，被称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高峰。清人吴尚先写了一篇医书，叫《理瀹骈文》也是通篇骈文，成为是中医理论的绝唱。

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用典，如：“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语言简洁、凝练，对句工整，不仅体现了一种文采，更具有典雅之义。在清代，小说家陈球的《燕山外史》，是一部骈体小说。“暮暮朝朝，色界谁知是梦；颠颠倒倒，尘缘孰道为魔。球，只替古人，担忧不浅；非干己事，抱恨偏多。叹潘郎掷果虽多，朱颜改色；嗟杜牧寻春己晚，绿叶成阴。册守兔园，讵识玉台新咏；帙披萤案，奚知金屋娇容。然而旧院宫人，能谈前事；隔江商女，解唱后庭。地老天荒，毕竟悲多欢少；海枯石烂，大都别易会难。积成万种深情，添出一番佳话。”对仗文辞，自然流畅。

除了大量的文学散文外，古代的奏表、公文、书信、墓志，也都是骈体文。这种书写方式还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因而，它是中国话语方式的重要载体。

三、 骈文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规则，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魏晋南北朝以后，骈文一直是官方的话语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书面规则。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中使用的文体除诗歌外，多用骈文句式，这样就熏陶了官员的文采，因为历代文学家队伍的构成多是官员，这也成就了历代的文学的兴盛。骈文的对偶训练，不仅锻炼了官员的平衡思维，处理问题注重和谐，讲究对应，不走极端，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客观上产生了影响。

骈文作为书面话语标准，也将中原文化带向边疆周边扩散。在广西上林县留存的岭南第一唐碑《智城碑》、《大宅颂》，就是运用骈文的作品，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岭南偏远地区的迅速传播。初唐时期的卢藏用在广西容州刻碑的《景星寺碑铭》与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上林县《智城碑》、陈集源《龙龛道场铭》等，分别是中原骈体文风播衍于岭南地区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景星寺碑铭》的句式和用典情况，体现了初唐时期中原骈文的典型特征，以之作为参照，可以看出，岭南唐碑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中原文风的关系。（郭海瑾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