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回扣不应靠“道德”约束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医疗总费用中，门诊药费占48.3%，住院药费占36.9%，而英美等发达国家药费占比仅为10%左右，我国药品降价还有较大空间。

“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背后是有苦衷的”，詹积富坦言，政府投入少、医生待遇低，医院想创收就只能实行药品加成，默许医生开大处方。要回归公益性质，就必须转换运行机制，并明确政府的投入和监管机制。

针对“医生药品回扣”，德国政府为医疗改革开出的处方：一是提高医疗保险费用；二是改革医疗体制结构，引人市场竞争机制，增强透明度，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医生开药的透明度就是一个“竞争”的结果。

在庄一强看来，不能只靠“道德”约束、靠指责来解决问题，应深度分析制度原因，尤其是制度中医生阳光收入的来源。

香港医生拿回扣成本有多高？

庄一强举例说，医生应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

庄一强表示，在香港医生如果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问题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这就意味着，一个辛苦学习多年、有良好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医生，从此失去行医资格。“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在美国、德国等大部分国家，如何处理医生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防止医生利用处方权获取不正当利益，都是这些国家的管理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美国为例，从1972年起，美国就颁布实施了《反回扣法》，规定无论医生医疗、医疗机构还是转诊机构，如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或支付了回扣，再或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都会视情节轻重受到相应的处罚。其中，单次违法并被法院认定为有罪者，将被处以最高25000美元的罚款，以及5年以下监禁，而政府也将不再对违法医生及医疗机构提供任何补助或资金支持，并禁止其参加所有联邦层面的健康项目。即使未被法院最终定罪，违反法律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仍可能被相关卫生主管部门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