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下“以药养医”硬骨头非一日之功

“以药养医”机制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庄一强曾提出：首先要把医生高薪“养起来”，再让他们“不敢违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高薪职业，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给医生阳光的高薪？

经济学者汪丁丁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就应该使他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人们都知道，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我们之所以给医院补贴，让医生获得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来养家糊口。这样看来，中国医生也不例外，没有高薪，好医生乃至医疗的长远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中国医生甚至在几十年底薪体制下，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医患关系的威胁，仍然在坚守和支撑着全世界最大患者群体。

医生高薪养廉的作用，在一些医生廉洁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了应验，但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一是制度漏洞能够堵得住，二是对职务便利的约束机制是有效的。否则再高的薪水待遇都很难抵挡凡人那难填的欲壑。只有高薪而没有有效的行业及职务约束机制也是很难行得通的。

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采取措施，攻克难关，要把“药价”作为突破口。小小药丸背后牵涉着医疗体制的方方面面，某种意义上，如何科学合理降药价，是目前医改的重要问题。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指出，啃下“以药养医”这块“硬骨头”非一日之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牵对建立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牛鼻子”，才能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遏制过度医疗才可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中国式过度医疗的种种现象，尤其是以药养医、药价虚高和回扣之风，归根结底，是政府对包括用药在内的医疗服务实施全面价格管制的结果。

顾昕教授指出，中国医药行业有三大体制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所有医疗机构都对患者实行按项目收费；其二，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行政定价；其三，政府对药品购销实施了三道管制，即最高零售限价、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进货价管制(即必须执行中标价)、药品加价率管制(从15%到0%)。

顾昕教授认为，遏制过度医疗的可行之道，在于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以打包付费代替按项目付费，以“一口价”取代“数明细”。世界上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艰难推进了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过度医疗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文·本报记者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