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来做电影院,一定把最好最新的技术带过来”

海淀区双榆树的UME国际影城华星店,地处中关村核心位置,在许多北京市民的心中,这是一家承载了无数美好记忆的老牌影院。然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影院的创始人竟是一位香港电影人。而且,这也是港商在内地开办的第一家影院。

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末。那时,吴思远经常来内地参加金鸡奖、百花奖的活动,当然要看电影。但他发现,内地影院很落后,放映设备、影院设计完全不行。他曾在北京的国营影院观影,坐在影厅都能闻到厕所的异味。还有一家影院,影厅入场口对着银幕,有观众进出,光线便投射到银幕上,很不科学。其实,当时很多观众已经不进影院看电影了,影院环境不好是一大原因。

吴思远便想,“假如我有机会来做电影院,我一定要把最好最新的技术带过来。”然而,他也只是想想而已,当时内地大部分影院是国营机构,私人影院都比较少,更别说香港人开的影院。

到了2002年,机会来了。双安商场对面,一家名为奥华的电影院倒闭了,没人敢接盘。影院问吴思远,要不要接。吴思远第一次站在影院门口,踱过来,踱过去,走了好几圈,心中反复问自己:“要不要做?要不要做?”那时,投资影院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而且,他一旦决定接手,还必须全面改造。

他发现,这家影院位置很好,正好在街道转角上,周边有高校、居民区,还有中关村这一高新技术区,潜在观众群体很大。他决定赌上一把。

很多人骂他笨蛋,说你干嘛要在内地开影院?他曾试图在香港找人合作投资,被很多人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一,内地的电影票太便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回钱来;二,内地的电影没什么好看的,观众不愿意看;三,满街盗版太猖狂。于是,吴思远只得自己投。

“为什么我敢投?首先,我觉得中国签了WTO后,每年会引进20部美国大片,这20部肯定好看呐!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白领阶层有精神需求,最低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另外,盗版行为政府最后会慢慢取缔。”谈起当年的孤注一掷,吴思远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是因为对国家发展有信心,才敢投资。

接手影院后,吴思远将其外观和内部全部推翻重来,动了个“大手术”。他从香港请了专业的影院设计师,设计出多厅影院。原先影院门外是一道围墙,他便把围墙拆掉,变成商铺。UME这一名字,则出自吴思远女儿之手,意为ultimate movie experience(极致的电影体验)。

影院一开张,便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不到三个月,吴思远又在上海新天地开了第二家影院,生意依旧火爆。对此,吴思远至今都感到很自豪:“不是说电影市场好了我才投资,而是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目前,UME在内地共有37家投入运营的影院,在建的还有5家,今年底就能开业。UME还将签约十几家影院,很快便能达到50家。

吴思远清晰地记得,华星店开业那天,他和UME影院管理集团CEO陆遥非常激动,二人在影院门前的旗杆下合影,“当时的我还属于英气勃发,十多年间,确实苍老了很多。”

“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

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

毋庸置疑,吴思远是一位成功的制片人和影院大亨。但其实,他对香港电影更大的贡献在于,曾倡导、推动了一些影响整个行业的制度性变革。而第一个便是有关合拍片的优惠政策。

2003年,为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的共同繁荣,中央政府将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最初,CEPA里并无电影业一席之地。当时,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东南亚市场大幅萎缩。吴思远想:要是CEPA能加上有关电影的优惠政策,就好了。

一次,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请吴思远吃饭,吴思远便问:“董先生,CEPA里能不能加入电影啊?”董建华一听,觉得这的确会对香港电影业有帮助,也很高兴,但他也跟吴思远坦言,这也许会很困难。吴思远便缠着他,请求他能不能帮香港电影想想办法。

“后来,有关电影的政策真的加到了CEPA里!”吴思远回忆,当董建华打电话告知他这一好消息时,他还在上海,但在第一时间飞回了香港,又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举行了一场媒体见面会,向社会公开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前段时间见到董先生,还跟他说,特别感激他为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CEPA里关于合拍片、香港电影进口的优惠,为香港电影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促进了两地电影的共同发展。”吴思远说。

内地现在普遍实行的票房分账发行制度,也是由吴思远当年最早提出并实践的。

吴思远来内地取景时发现,内地的电影发行,仍采用“卖拷贝”这种落后的方式。各大制片厂都没有发行权,拍完影片后,要交给中影公司,由中影垄断发行,然后一个拷贝一万多元钱卖给地方影院,赚的钱,大部分都是中影的,与制片厂无关,“制片厂一点利益都没得到,怎么有拍好片的积极性呢?”

有一次,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田聪明对吴思远说:“老吴呀,你介绍一点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给我们呗。”吴思远便把怎么分账、怎么让大部分票房收入归片方所有,一一解释给他听。田聪明当即拍板:“好!我们搞第一部试验,就从你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开始。”

于是,这部与北影厂合拍的武侠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分账的影片。“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要写一笔!”吴思远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说到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导演研讨会这一制度,吴思远是最初的发起人。上世纪80年代,吴思远发现很多香港电影人对内地一无所知,也缺乏交流。香港电影界与台湾电影界的交流更密切一些,但也没有十分完善。

1988年,香港电影导演会成立,吴思远是首任会长。他提出建议:能不能搞一个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激烈的反对声四起。但他没有放弃,各处周旋。最终,在他的努力下,研讨会终于获得批准。1992年1月10日至15日,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在香港举行。内地导演谢晋、谢铁骊、谢飞来了,台湾导演李行、朱延平、王童来了,香港影坛的主要领路人更是几乎全部到场。大家共聚一堂、倾心交流……这一研讨制度,延续至今。

结语

五月至今,本版推出“北上·文艺记”专栏,相继呈现深度访谈《文隽——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场》《曹诚渊:现代舞拓荒者》《怪才林奕华北上十年遇知音》《陈可辛——一个香港导演的适者生存哲学》《徐锦江——重拾画笔归来,这条路走对了》《马家辉——香港“贱嘴马”游走内地文坛》《林玉芬——东棉花胡同走来香港女生》《陈宝华——想写好剧本要把自己当本地人》《莫华伦——内地耕耘十载升级“莫导演”》。

此篇吴思远访谈,是为“北上·文艺记”收官。砥砺前行,内地与香港的文化领域融合携手,仍将继续,期待更多后来人续写光辉岁月之传奇变幻。那时,我们再去探寻那些不一样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