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不浪费一分一秒

2016年12月13日,手术前夜,黄大年谢绝了所有人的来访。难得独处的一晚,过去几十年像电影镜头一样闪过。到了“大战”前夕,他才真正意识到,“事业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样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护士都说,他没有一丝紧张,一直乐呵呵乐观面对手术。但那不过是怕大家担心的伪装。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那里,他才会袒露自己的脆弱。

他拨通大学同学和好兄弟、中国地质科学院前党委书记王小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这手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小烈宽慰了他一番。

“我俩每次见面都会互相说要注意身体,但他根本做不到。”王小烈几乎是怀着怨恨地语气说,“总是作息不规律,饭也不好好吃”。

王小烈何尝不理解他的身不由己:“他读书的时候就要什么都做到最好,带着理想和目标回国,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大年做的事情千头万绪,牵涉多个部门和单位,我觉得这是他压力最大的地方。”王献昌说。

正因此,黄大年成了“拼命黄郎”——成为地质宫唯一不在被“清楼”之列的人,永远坐最晚一班航班,手术前一天还在谈工作……

办公室墙面上巨大的日程表更直观地说明了主人的忙碌: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

这还不是全部。“有时候太忙了我们都来不及写。”秘书王郁涵说。

日程表上的时间停止在2016年11月29日。上面潦草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经过简单检查,他逃出医院,“因为第二天的会太重要了”。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谈工作和构想,像一个布道者。“每次一见面,不论原来主题是什么,他说不了两句,就会开始讲他的科研。我说大年啊,你有完没完。”比黄大年高一级的学长、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晓峰说。

黄大年有无限的好奇心,乐于跟专业以外的人探讨合作,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

“千人计划”联谊会、欧美同学会……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能结识有识之士的机会。神奇的是,凭着执着和热情,他总能打动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他的身边迅速聚集了一群有着同样追求和信念的人。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黄大年挤掉了工作以外的几乎全部。夫人张燕常在傍晚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黄老师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学生马国庆说,虽然师母会要求看着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受英国文化熏陶多年的黄大年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会拉小提琴,对美食感兴趣,会提醒学生注意很多生活细节。但忙碌让他顾不上讲究。面包和烤玉米是他最常吃的食物,衣服就那么几件,“有一次我看见他的衣服手肘那破了个洞他都没发现”。王郁涵说。

他希望别人能跟上他的节奏。 两个助手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每天晚上十点后都会接到黄大年的电话。“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们以前也经常被他骂。”王郁涵说。

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项目进度安排会现场。要开会了,材料还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黄大年急了。突然,他把手机砸到地上,屏幕摔了个粉碎。王郁涵吓了一跳,她没见黄老师发过火。

“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约精神!”黄大年叫道。

事后他自己承认:“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科研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想跑得更快,却由于各种原因拉不动身后那辆车。“他也有过退缩的时候,一度失去信心和方向。”王小烈说。

2010年7月,中组部组织“千人计划”科学家代表到北戴河度假,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探望,倾听他们的困难,听取他们的建议。国家的关心和鼓励让黄大年振奋不已,他又坚定了信心。

同事们也慢慢理解了他的“急躁”。“他见过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什么样,所以他非常着急。”于平说。带着一身本领和抱负回国,他希望能以最快速度追上去。这一代“海归”的爱国情怀在黄大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年少时父母的引导种下了最初的种子。“三钱”的事迹、人才发展对国家的意义、科学家对祖国的忠诚占满了他的记忆,连画册、游戏都与科学知识相关。随下放的父母辗转多所学校,他接触不同的知识分子,感怀于他们身处逆境的淡泊、坚毅和家国情怀。

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