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加“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对老人们来说，一天中的午饭是最草率的。

陈显兰的外孙女爱吃面条，她几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着吃一点。金秀琴有时就吃一块硬邦邦的发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几天剩的饺子。

晚饭显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点半，田慧芳就开始做饭。幼儿园的班车下午5点会停在小区门口，她必须在那之前把饭做好，第一时间出现在外孙面前。这已经是她的第二个外孙，“老大”已经上小学，刚参加完夏令营。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几只螃蟹。

狭小的厨房里，有3个容器同时冒着热气——电饭煲、电炖盅和蒸锅。她把一个计时器固定在冰箱上，设定时间是20分钟，用来提醒自己螃蟹已经蒸好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她眯着眼，戴上围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窝状。午后的小区里静悄悄的，这是为数不多的开着抽油烟机的厨房。

很快，茄子下锅了，热气开始出现在这第4个容器上。“其实我不爱做饭，但是没办法，他们工作都忙。”田慧芳按照东北老家的做法，把茄子在油锅里翻滚了几遍，然后用铲子铲成两段。

每次来北京，她带的东西都不多，但总会带一点哈尔滨红肠。“老大爱吃红肠炒饭。”逛超市的时候，她会特意看一眼红肠的价格，“比老家贵10块钱”。

她清楚地记得各种地方、各种食材的价格。超市里的西红柿卖5块多，“菜市场最多3块钱”。大瓶装的鲜牛奶要18.5元，“能喝三四天”。偶尔去超市，她总要去看看特价菜。

金秀琴家门口的过道里永远堆着一兜塑料瓶，“一兜能卖一块多吧”。还有老人四处收集皱巴巴的塑料袋，用作垃圾袋。有一次，陈显兰的女儿买了个一千多元的包，她不理解，“跟几十块的有什么区别”。女儿说“你看不出来，别人能看出来”。有时女儿会故意告诉母亲某样东西的价格，“我想让她知道，我能负担得起”。

厨房没有空调，闷热不堪。田慧芳从冰箱里拿出一小块黄油，在锅底融开，放入切成小片的口蘑，翻炒一会儿之后用榨汁机榨成乳白色的汁。她从来没吃过，只是有次听外孙说起，她想试试看。家里的盐是粉红色的粗粒晶体，她不知道跟白色的有什么不同，只知道是“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

程丽云的孙女不爱吃老家常做的虾皮，爱吃三文鱼，还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她跟老伴在小区一片空地上种了一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们想吃小汤山的有机白菜、彩椒、西兰花、荷兰豆。她总觉得菜谱是“别人的东西”。“程丽云经常做的包子、饺子和油炸食品，孙女说“吃腻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 她觉得很有道理。

“都说父母给看孩子是应该的，其实真不是。”她一边觉得“说这些没意思”，一边反复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节俭和感恩”。她觉得孙女的衣服太多，吃饭浪费，“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套课程至少六千元。

“太贵了。一个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么？”程丽云叹了口气，又有点自豪和心疼，“她是校田径队的，钢琴已经过八级了，游泳会四种泳姿，绘画也正在考六级。孩子那么累，我也舍不得。”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公共场合奶奶在说话时，她会一脸无奈，跟旁边的同学说：“真服了我奶奶了。”她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

程丽云知道孙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孙女把公交卡忘在绘画的教室里了，但坚持奶奶没把卡交给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说的话她总是不往心里去。”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每当这种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陈显兰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张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着外孙女换下来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脏，一天要换两三次。”她不习惯用洗衣机，觉得手洗得干净。

洗衣服时，她说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脏衣服也该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该变黄了”。

以前她家年年种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可高兴”。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这几年间走了将近一半，几乎没人种了。地里只种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每天晚上，老人都要固定收看河南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他们通过天气预报想象地里庄稼的长势。走在商场里，陈显兰随手从模特脚下拾起一小块白色的填充物，旋即扔下，“这不是棉花”。

前些天，她的老伴也来北京了。行李箱里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们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陈显兰手里攥着一个苍蝇拍。

苍蝇拍是亲家买的。有时候，同是河南老乡的亲家也会到北京帮忙看孩子，两家老人交替居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里留存着不同的人使用过的物品，彼此并不随意挪动。

“估计十月份他们就该过来了，俺们就回家，豆子和花生该收了。”交谈时，陈显兰陷在褶皱中的眼睛很少直视对方，更多是笑眯眯地看向远处或地面。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自从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楼道。

跟外孙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她觉得“憋屈”。在老家习惯了睡觉不穿衣服，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她愣是睡不着。被问到回老家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时，老人想了半天，说“要非说有啥，就是没有路灯”。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她经常在微信上跟以前的同事聊天，在北京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她依然能第一时间知道哈尔滨哪个地区房价涨了。过来的时候，她连衣服都没带几件，冬天只有两条牛仔裤换着穿。

“还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热了。”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候，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

“听说做保姆现在挣得可多了，每个月七八千，”在厨房里待得太久，油烟味已经渗入她斑驳的白发里，“要是我再年轻20岁，也想在这干两年保姆，然后在老家买个二手房。我跟老伴两个人住20平方米的就够了。”

老人沉浸在回忆与想象中，浑然不觉厨房里多了一股糊味儿。螃蟹煮干了。她立刻变得懊恼，抓过冰箱上的计时器使劲儿按，“这玩意儿咋不好使了呢？”

苗瑞凤发现，这些老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权威、地位等方面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为了维护父母的权威，克服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老年父母会坚持分担日常事务，为子女节俭持家。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生观，即所有的社会成员要将他们的体力和心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所在的社会、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活动，老年人才不会产生被抛弃和无用的感觉，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却达不到子女的标准。”苗瑞凤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

她长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药，每次吃三种。她在老家参加的“新农合”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的费用，每次去开药都要一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

这几年，外孙已经从一个婴儿长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体却越来越衰老。在老家“天可蓝可蓝”，可是在北京她开始患上鼻炎。视力也越来越模糊，有天她上街买菜时，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买了一副老花镜。“孩子们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年，她带外孙去上游泳课时，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之后几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馆，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衣，一头扎进泳池。

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

2016年3月16日，在陈显兰夫妇去过的人民大会堂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政府下决心要推进全国医保联网，争取用两年时间，使老年人跨省异地住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使合情合理的异地结算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痛点”。

截至今年7月21日，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9月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点医疗机构目前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然而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很少有权威渠道获取这些信息，只能互相打听：“总理说的那事现在怎么样了？”

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陈显兰的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夹角，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间。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看到另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闺女从小就好看书，”她骄傲又心疼，“冬天天不亮就走了，黑了也回不来”。

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她偶尔过去，“就看见一排排小脑袋”。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一下子泪流满面。

“身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陈显兰说。她种了一辈子地，没有退休金，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到一个小抽屉里，看着快没了就放一些进去。家里困难，女儿结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小两口买100多万的房子贷了90多万的款，他们也“一点忙也没帮上”，心里一直觉得愧疚。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儿女把老人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

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说：“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旷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脏乱拥挤，甚至陌生，连人情往来都成了负担。某种意义上，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

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静雅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在迁居地照顾晚辈的忙碌生活让这些老人有了一种充实感，对子女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阶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扰之后，由于无法自我调适和宽慰，会选择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会重新踏上迁移之路。

黄昏如期而至，陈显兰和老伴在电动车上，两个衰老的躯体把一个熟睡的新生命夹在中间，缓慢地朝夕阳驶去。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孙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两个儿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们即将“漂”到另一座城市。

几天前的早上5点37分，金秀琴的女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经过了一夜的疼痛，这位产妇在疲惫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正蜷缩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整夜没有合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陈显兰、田慧芬、程丽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