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蓉(右)在壶瓶山镇大胜村给村民指导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4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无论在哪个岗位,戴海蓉和农村垃圾处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从孤独另类的号召者,到众人尊敬的行动派,她影响着群众一点点改变生活习惯,使得在大城市都还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类,在这里深入人心

她的人生履历中,大学生,规划师,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这一个个不断变化的身份不断刷新了人们对这个女人的认识。

她的手曾经画过最精密的规划图,签过影响全县住建工作的文件,也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地表决过。

可如今,这双手却伸向了农户家一堆堆又脏又乱的垃圾中。她用实际行动亲手给自己贴上“环保人”的标签,在别人惊诧的目光中,坚定地向前走了5年。

在有着“湖南屋脊”之称的石门县壶瓶山区,人大代表戴海蓉为探索农村垃圾处理,从孤独另类的号召者,到众人尊敬的行动派,影响着群众一点点改变生活习惯,使得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都还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类,在这里深入人心。

世界难题

我国广大农村幅员辽阔,垃圾收集、运输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产日清”的模式成本无法估量,农村垃圾必须是“源头垃圾分类减量”处理

2013年,石门大山里的戴海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当选的那一刻,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不知不觉就落到了我肩上,我特别怕自己辜负‘人民代表’这一称号。”戴海蓉说。

一次,在基层调研时,她来到位于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壶瓶山镇。这里青山秀美,白云缭绕,多年前因环境宜人,被有识之士选中来种植一种娇贵的红茶,顺着澧水,经过洞庭,再下长江,远销海内外。可当戴海蓉来到这里时,抬头看,这里仍是“阿凡达”,低头一瞧,满地的垃圾污垢让人不能直视。

响水坑是当地的自然天坑,洞极深,石头扔进去,许久才能听到地下水清脆的“叮咚”声,因而得名。但是由于垃圾无处填埋,镇里所有的垃圾都塞进响水坑中,不到3年,各种脏东西溢出了洞口。

五斗坑是村道边另一处露天天坑,冲天的臭气熏得过路村民直流眼泪,倒是吸引了铺天盖地的乌鸦来此觅食,农民种植的蔬菜也连带被糟蹋得一干二净。常年堆放的垃圾发酵成了沼气,不小心点燃就烧了大半年,青烟缭绕,水扑不灭。

戴海蓉想,要造福群众,首先就要去除这些青山绿水之中越来越多的环境“肿瘤”。

大学毕业后,先是搞了多年规划设计,后来在乡镇分管环境卫生,再到县住建局任副局长,最后当选为人大代表……无论在哪个岗位,戴海蓉和农村垃圾处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如果不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我对不起上天的安排!”

谁知,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就被泼了冷水。石门是湖南省级贫困县,戴海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的第二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少人看来,“人大代表”这顶帽子金光闪闪,戴海蓉应该多关注能让地方发展上快车道的大项目,垃圾处理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应进入她的视野,有领导甚至当面就给她脸色看。

戴海蓉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冲击,斯斯文文的她红着脸和人理论:“垃圾处理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资源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这可不是乡村农妇才关心的鸡毛蒜皮小事!”

壶瓶山镇一位干部得知她想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时,很直接地劝她说:“你挑了个最难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是的,垃圾问题越来越严峻,但我们连处理的方向都没有找到,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戴海蓉说。

她见过太多农村垃圾“就地处理”的“一次性工程”——最后变成白色垃圾的分类桶,引导村民焚烧垃圾制造二噁英的垃圾池,用一两年就变一堆废铁的小型焚烧炉,征块地挖个坑就倒垃圾的填埋场……浪费巨额资金不说,还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通过多次在农村调研,她分析,我国广大农村幅员辽阔,垃圾收集、运输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产日清”的模式成本无法估量,而目前农村垃圾就地处理技术不过关,遗留问题很多。

因此,农村垃圾必须是科学合理的“源头垃圾分类减量”处理。

孤军奋战

连续多年提出农村垃圾分类相关建议,住建部发现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是现在这个亟须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的国家最需要的

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戴海蓉一开始就确定了垃圾分类试点的目标,但怎么试点?

石门县已退休的环保局局长朱建业当时还在任上,他有些心疼地看着愣头愣脑跑过来要做“垃圾分类”的戴海蓉,说:“你说得都对,但是你还不明白,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意味着——无利可分、无例可鉴、无人可用、孤军奋战。”

戴海蓉何尝不明白自己的窘境,有时人家一句:“国内垃圾分类有成功的吗?你给我举一个例子,我就支持你!”就问得她哑口无言。

向外争取试试,她想。她满怀希望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住建部联系,反映自己调研中的问题,希望争取一些专家资源。谁知住建部回复说,2000年他们就在一些地区做了试点。她跑去这些城市看,发现效果不好,没有取得实效,“说实话我对这个回复是不满意的”。

这样的碰壁不胜枚举,甚至有人在背后说,若不是看在戴海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上,都不愿意搭理她。

幸好,戴海蓉没有被现实打垮,而世界似乎也逐渐向她展现一点希望。

她在网上到处查资源回收公司的电话,感觉靠谱的就打过去,看有没有人购买分类后的可回收垃圾,为乡亲们争取“福利”。

“我非常意外,一般都是我们去垃圾填埋场联系业务,主动找我们的就她一个。”湖南蓝田再生资源公司一位销售负责人回想起戴海蓉跑来联系业务的样子,“圆圆的脸,语速很快,看得出来很热爱家乡。尽管农村垃圾运输成本太高,买卖划不来,但她的热情打动了我们。”

她不厌其烦在大会小会、各种场合借机和领导、部门负责人、甚至是村干部套近乎,“软磨硬泡”寻找合适的试点机会。一些乡镇负责人开始流露出进行“合作试点”的意向,朱建业在感受到戴海蓉的决心后成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

连续多年提出农村垃圾分类相关建议,住建部发现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其实是现在这个亟须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的国家最需要的。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晶昊多次带领专家团队来到石门,为这个僻远的小县量身打造农村垃圾处理规划。

戴海蓉拉着专家和她一起思考心里反复琢磨的问题: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类?根据对垃圾填埋场、焚烧发电厂的服务半径、选址情况等的分析,包括石门在内的我国中部山区,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30公里外的垃圾收运成本非常高,必须进行垃圾分类。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通过持续两年在农村的调研,戴海蓉发现厨余垃圾、厕所垃圾量很大,且在农村可以不出户就地消化,除掉这两个污染源后,问题的关键就是对白色垃圾和玻璃进行分类,这一观点得到专家认可。

回收站应该建多少?在中部山区,一个自然村落的规模一般在500人左右,每500人建一个回收站利用率最高。

一次外运多少可回收垃圾最经济实惠?石门山路崎岖,根据地形对车辆转弯半径、车速的限制,结合路程、消耗油量、车辆的折旧率、废品回收的规模效益等成本核算,无论是塑料还是玻璃一次性运30吨比较经济合理,并由此可确定资源回收总站的建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