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没有”是中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语，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们见面时的问候“你好”不一样，说明吃饭问题对于中国人是多么重要。这并不奇怪，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吃饭问题从来就是天下之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吃饭问题成为执政者的重要执政目标。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要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其目的就是让百姓吃饱肚子。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但吃饭问题并没有退出人们的谈资话题，甚至议论更多，一年吃掉多少公款，喝掉了几个西湖的酒。吃饭问题变成了公款吃喝问题。有人调侃: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同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开放后温饱问题解决了，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现在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成了革命不准请客吃饭了。

　　“抓作风问题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延安时期就抓，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抓，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抓。”为了制止公款吃喝，中央先后不知下发了多少文件，有的甚至规定了四菜一汤的接待餐，但并没有遏制公款吃喝的问题。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力反对“四风”，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下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文件，取得了空前的效果，公款吃喝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细细想来，为什么多年下发那么多文件就是管不住吃喝的问题呢？除了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大环境外，重要的有三条：一是规定细。诸如凭公函接待、接待标准、陪同陪餐人数等细节问题，都有明确具体规定。二是监督实。不仅明确了监督检查的主体、职责、内容、方法、程序等，还针对突出问题采取重点检查、暗访等专项检查方式；不仅有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巡视监督，还有人大、政协、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三是责任严。对违反条例“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更有“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就消费经济学角度，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公款吃喝，另一方面还要大力鼓励居民消费。逐步提高消费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扩大消费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而消费总是与收入紧密联系的。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同期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此外，垄断行业收入畸高，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等。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与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不协调，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交纳各种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治不绝。同时我国又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人们储蓄主要用于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预防性支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民的消费意愿。

　　因此，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仅要规范公款消费，还要在规范收入分配制度上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为提高大众消费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政府加大社会公共支出，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群众的即期消费能力。

　　（作者杨维刚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