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苍的两个收藏时期

　　孙佩苍对于西洋美术品的收藏基本都是在其两次在欧洲生活的时间中进行的。 他的第一次赴法是以留学为目的的，时年31岁，那时他已经成家立业，并担任奉天省教育厅的视学。根据最新发现的记录，借中法教育会公布勤工俭学之机，孙佩苍以教育调查员的名义俭学，于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船包岛斯号赴法国，在马赛港入境。同船共有“俭学”和“勤工”身份的179名学生，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学习期间。他先在巴黎市郊郭伯郎学校学习法语和绘画，后考入巴黎美术学校绘画科，曾先后游历意、英、德、俄、荷兰、西班牙等十国，考察近百处美术馆，进行探索与研究。

　　“辛勤而精鉴”是徐悲鸿先生对孙佩苍收藏西洋美术品过程始终的评价。孙佩苍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博物科，到巴黎后初学绘画后又改学西洋美术史，再加上他在欧洲游学期间，又参观了大量的美术馆、博物馆、教堂，其对于西洋美术品当然具备专业的鉴赏眼光。不过，孙佩苍的收藏全凭他一己之力，生活十分节俭。据孙元《寻找孙佩苍》一书写道：“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爷爷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用包装纸给她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她讲每到一个城市，都没有游逛机会，爷爷总是一头钻进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她在旁边等着，站得腿都酸了……”幸运的是：孙佩苍第一次在法留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食品日用品通货膨胀，不过美术品价格相对低廉，才使得省吃俭用的他通过自己的专业眼光收藏到一些不错的西洋美术品。蒋碧微在其所撰的《蒋碧微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中也对孙佩苍这段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收藏有所记录：“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在柏林撑过了20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借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此外，孙元还提到徐悲鸿曾为孙佩苍夫人和女儿作画，孙氏家族现尚保留。以及徐悲鸿还送给孙佩苍另一幅画作《第二夫人像》(亦作《妇人倚窗像》)。“大约是1922年，祖父和徐悲鸿在柏林度过一段时间，《第二夫人像》就是此时期徐悲鸿临摹并送给孙佩苍的，他二人都格外欣赏崇拜伦勃朗大师。”

　　1927年1月回国后，孙佩苍先后任四洮铁路局秘书和东北大学教授，并开始进行社会化美术教育的探索。其间与李有兰、张之汉等共同筹办美术研究社，借用故宫西院为社址，于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是沈阳的第一个美术团体。创立美术研究社的目的就在于提倡美术，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促进文化之向上。该社多次在沈阳故宫举办画展，成绩斐然，颇有影响。其间发表了长篇论著《美术与人生的关系》，是沈阳现代美术奠基人之一。

　　1930年年末孙佩苍受到法国邀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委任，再次赴法就任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并代表国家出任国联(联合国前身)中国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之后再取代日本人尼透(Nitobe)接任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在任职的同时，孙佩苍继续着他的美术收藏与研究，收藏了从写实主义到印象派的大量与原画等幅的精美印刷品和西洋美术品原作，并且开始准备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西洋美术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孙佩苍请徐悲鸿去临摹伦勃朗的名作《参孙与大莉拉》。《蒋碧微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徐悲鸿临摹的那幅《参孙与大莉拉》的由来。蒋碧微曾经这样写道：“好友孙佩苍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期，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孙元认为，“受孙佩苍请托，徐悲鸿竟可以在访欧的有限时间用十几天临摹此画，足见两人始于留法时期的友谊。”而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也在《惊天地，泣鬼神——徐悲鸿三幅油画赏析》中写道：“先君悲鸿公临摹这一名作也是为了完成至交、好友孙佩苍先生的嘱托。1920年时，孙佩苍先生与他同在巴黎研习绘画。他们均对艺术爱入骨髓……孙佩苍先生是我国西方艺术品的第一大收藏家。”——由此，《参孙与大莉拉》的故事背后，呈现的是一段珍贵的孙佩苍与徐悲鸿的交游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个时期中，孙佩苍曾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欧洲艺术品，这些美术品运回国后在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博物馆中展出，亦成为我国学术机构设立博物馆的首次探索。

　　孙佩苍收藏品的

　　三大传承脉络

　　据考察，孙佩苍的收藏品大致有以下三个传承脉络：

　　一、 抗战爆发后，孙佩苍原藏东北的一部分收藏品经香港等地转移到重庆，并选择其中部分西洋美术品，于1942年，参加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的四川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作为其中第二部分展出的藏画部分。随着孙佩苍的突然病逝(另有遭暗杀之说)，藏品下落不明。这部分藏画既无清单，又无可靠的追溯线索，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不解之谜。其中，2012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有两件署有孙佩苍上款的作品露面，显现出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作品遗失？遗失何处？仍有待寻找。

　　二、 东北的另一部分收藏品，委托其妻妹——时任上海慈幼教养院主任姚淑文女士在上海慈幼院仓库中秘密保存，1969年其家人以捐赠名义暂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待“文革”结束后经家属要求进行退还时部分藏品被扣留、遗失部分。这部分美术品中归还给家属的约有80件(套)，另有约20件(套)不知所终。

　　2014年10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主办的“青青子佩——民国美术史的再发现：孙佩苍及其收藏”一展在油画院陈列馆开幕。此展分为文献与藏品两大部分，其中藏品部分则将孙佩苍家属保留的藏品遗存汇集一堂，分为三个小的板块：藏品之徐悲鸿、吴作人部分共计九件，包括徐悲鸿临伦勃朗的《参孙与大莉拉》、《第二夫人像》，为孙佩苍绘的《孙佩苍夫人及女儿画像》、《孙慧筠像》等；藏品之西画部分包括至今尚存的德拉克罗瓦、亨利·埃米利安·卢梭、迪亚兹、劳伦斯、道墨、图尔斯、卡里尔等西方至18世纪以来的诸多名家之作，既有浪漫主义画风、也有东方主义画家，还有巴比松画派大将以及学院派、象征主义等多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类型；加之散佚的普桑、库尔贝、列宾等大家作品，共同勾勒出西方油画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藏品之中国画部分主要集中于明清和近现代，有虚谷、任伯年等海上大家作品，亦有汪亚尘等当时画家的作品 ，基本体现了孙佩苍在当时与艺术界同仁的交游范围。

　　三、 1930年代初中期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部分。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石曾)。1931年3月设博物馆，内分设理工、艺术、风俗陈列所，其研究事业，在启发民智，改善风俗，提倡工业，其首先开办者，为艺术陈列所，陈列物品，系古今中外名人字画、美术雕刻、捏像塑像、碑帖、金石拓片，及各种古迹名胜照相等有艺术价值者。据1931年3月17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早在1930年1月8日召开该院博物馆筹备会时，即决定博物馆内先设理工艺术风俗三陈列所，其中“艺术陈列所，曾托驻法国孙君代为调查办理”。此“驻法孙君”应即指孙佩苍，因孙氏在1930年双十节之后至里昂中法大学担任校长，又精于鉴藏，故受托驻欧收藏西洋美术品一事顺理成章。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自1931年5月1日对外正式展出，最初陈列场仅三处，后以陈列品增多，不敷分配，复辟第四第五两陈列场。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之所以能够有系统地搜购欧洲艺术品，固然与其“发扬文化”的办所宗旨有关，同时也应看作是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的艺术代宗教学说、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以及李石曾、李书华等主办北平研究院学术机构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最佳体现。从宏观发展到财力支撑，从精心搜购到具体展出，把握时机，顺应潮流，共同筑建国家艺术馆之梦想。这些美术品虽不归属孙佩苍所有，但他利用他的资源及专业特长为此事效力，亦是其创建美术馆推动社会化美育的另一类实践。原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常任侠在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西洋美术品在教学中起到的这些重要作用，孙佩苍先生应是十分欣慰的。

　　有什么样的收藏观，就有什么样特色的藏画经历。《寻找孙佩苍》一书中记录到，有一天，在上海慈幼院会客室，孙佩苍谈道：“我收购美术品，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战争结束后，在国内有一个美术品陈列馆，我愿意把我收集到的美术品，全部送到这个馆里展出，我也愿意到这个馆里去工作，以便把它们介绍给与我有同样爱好的人来观赏、学习。”——这就是孙佩苍先生朴实的收藏观，由此构成孙佩苍藏画记的主线。

　　2014年10月11日，陈丹青先生在“青青子佩”画展开幕式上谈到，据他所知，民国时期，除孙佩苍以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购买过西方美术品，那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短期出国期间，正值立体派盛行之际，其购买了17幅立体主义时期的版画和纸本作品，但是后来因为战乱或者别的原因完全找不到了。陈先生进一步提出设想：如果有孙佩苍收藏的19世纪的油画，还有蔡元培先生的这批立体主义的画，此外还接着收藏二战以后的画，我们中国不管规模怎样，数量多少，我们大约可以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有脉络的西方传统艺术到当代艺术的一点收藏。 可是，这毕竟只是一个设想，已无法实现了。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是一个收藏盛世，现在也有不少人去西方收藏现代艺术，但遗憾的是，那是一个断层，我们很难收藏到有文脉的西方原典了。在此时代背景下，孙佩苍先生收藏的西方美术品更是弥足珍贵。

　　也许历史总是带有遗憾的，作为活在当下的我们，面对孙佩苍的藏画，何妨再追问一句：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对她们最好的保护呢？是将她们妥善地安放在现代化库房或保险柜中，抑或是放在恒温恒湿的展厅玻璃后面接受人们的欣赏和感慨吗？这两者或许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能如此也已是善莫大焉了。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笔者认为：研究是更高规格的尊重，传播是更加务实的保护。著名的互联网理论家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有所阐述：“文化基因”，也译为弥母，是文化传播的最小单位，通过模仿等非遗传途径而得以代代相传。通过研究分析出文化基因，通过学习和不自觉地模仿使我们“纳其身于温和优美之艺术化雨之中”从而“启发其性天中之真乐”，形成一个文化传播的“活系统”，不正是我们现代人所应该做的吗？希望相关人士和部门在保护“美术品”“物”的同时，给研究者们提供相应的研究条件。就此意义而言，则人们对于孙佩苍的保护和研究或许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本文在资料搜集和成文过程中，得到孙佩苍先生的嫡孙孙元先生、彭小苓女士、沈宁先生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