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儿童近日服农药自杀死亡，这一悲剧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公众为之痛心之余，也在纷纷探究为什么孩子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才能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不该发生的悲剧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故事，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留守儿童集体服用农药,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公安机关调查显示，死亡的这4名儿童系兄妹关系，最大的哥哥13岁，3个妹妹分别只有9岁、8岁和5岁。

　　悲剧发生后，立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最初的消息说，孩子们因贫困而辍学，三餐仅靠玉米面为食。

　　但随后媒体和当地政府却证实，孩子们并非因贫困自杀——他们居住的楼房建于2011年，估价超过20万元；当地已将他们纳入低保，家中尚有粮食1000多斤，腊肉50多斤，家里还养着两头猪；银行卡中也有3500多元存款，此前不久孩子父亲也刚刚寄回700元钱……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选择一条本来最不应该属于他们的绝路？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些端倪。

　　据媒体披露，这4名儿童独居在家已有两年光景。他们的母亲因家庭纠纷，去年3月弃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今年过年曾回来过，但3月份又外出打工。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虽然还有一些亲戚，但孩子的父母从未把孩子托付给任何人照看。

　　“也就是说，一个年仅13岁的哥哥，要独自照顾3个妹妹的生活。如果从两年前算起，一个11岁的孩子，要照顾三个当时最小才3岁的孩子。”社会保障学者王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不要说一个11岁的孩子，哪怕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要独自拉扯3个孩子长大，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来自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都很难说，何况，那只是一个孩子！”

　　在王祎看来，关于孩子家中那些粮食和存款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数据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呢？”王祎说：“这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对这些逝去的幼小生命而言，他们所惧怕的，恰恰是生命中只剩下了这些冰冷的数字。”

　　没有什么能代替陪伴与关爱

　　父母很遥远、关爱很遥远，但孤独很近，贫穷很近。

　　这是在得知毕节四名孩子自杀的消息后，一位贵州网友对当地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评论。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隔辈亲人、父母亲的其他亲戚一起生活，甚至是独自生活。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

　　当记者联系上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新铺镇凉帽小学的易恪老师时，午休时间的他正在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在电话的那头，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易恪是河北人，通过一个公益组织在贵州担任长期支教志愿者。“孩子们的基本温饱已经解决，但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普遍缺少关爱和陪伴，尤其严重缺乏倾诉的渠道和机会。”易恪强调：“缺爱的现象很严重。”

　　“我班上27个孩子，其中一多半是留守儿童。”易恪告诉记者，当地留守儿童的比例大都在60%至70%。这些孩子有的独自留守，有的和爷爷奶奶生活，有的寄宿在其他亲戚家。很少有时间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最多是通通电话。“但往往通电话的机会也很少。”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能替代陪伴和关爱？而留守儿童缺少的往往正是这些。在易恪的实际工作中，甚至发现有一些孩子并不想念父母，而是表现出厌世的情绪。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根据《中国公共卫生》去年刊发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88%，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而缺乏朋友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又要高出一大截。

　　“孩子们缺爱，想倾诉，但又不愿意与不熟悉的人接近，慢慢地就会变得孤僻，悲观甚至是厌世。”要让孩子敞开心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易恪为了满足孩子们倾诉的需求，采取了与孩子互相写小纸条的办法，“在一步步获得孩子们的信任后，再去慢慢打开他们的心扉。”

　　据易恪介绍，当地政府部门其实为留守儿童投入很大，在农村建设了很多“留守儿童之家”。配备了心理咨询师、电脑、图书，甚至帮孩子洗衣服，让孩子们和父母通电话。“硬件设施是很齐备的，但实际运作就……”易恪流露出一丝苦笑。

　　在易恪看来，要解决孩子们缺乏陪伴的问题，从短期来说，他希望有住校专业社工、公益组织人员的心理辅导与帮扶，甚至进村帮扶。

　　“但一定要是专业人士才可以，不能盲目。这样才能有效缓解和释放留守儿童心理上的孤独以及精神陪伴的需求。从长远来说，还是要发展当地经济，让父母回乡。”易恪说。

　　培养扎根本土的乡村公益人

　　正如易恪所期望的那样，许多公益慈善组织都开展了不少留守儿童关爱项目，有的还卓有成效。

　　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中国基金会关注领域或项目中涉及留守儿童关爱的，已超170家。善款主要用于资助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夏令营、爱心图书室、儿童大病救助等方向。

　　但与此同时，公益组织下到农村，往往采取项目切入的方式。“这就使得很多时候，在关爱留守儿童的过程中，公益组织往往会显得有心无力。”王祎说。据了解，由于项目的周期性和公益组织的跨地域性，其在各地农村开展的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往往会随着项目的结束而不了了之。

　　“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完善社会救助责任机制外，还需要培养关爱留守儿童的乡村公益人、创新发展关怀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陶鸣告诉记者。本土的乡村公益人扎根基层，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家长里短，发挥乡村公益人在留守儿童关爱领域的作用，是大势所趋。

　　“乡村公益人培养出来后，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公益组织开展乡村公益的‘最后一公里’。”陶鸣说：“因为他们就近、就地，了解留守孩子们的实际需求和遭遇的问题，并能及时精准地向公益组织反馈，从而为公益组织开展各项救助打下基础。”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孙炳耀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社工专业人才下农村的进程中，应将项目切入点做成生长点。“用服务带动本土人才，动员村民参与，利用当地资源。项目服务和本土能力建设同时抓，当项目结束后，本土能力成长起来，就可以继续做好服务，成为扎根本土、具有生命力的常青树。”孙炳耀说。

　　“只有政府出面，建立和完善相关的体系机制，才有可能杜绝更多悲剧的发生。”王祎一方面赞同前述观点，另一方面，她认为，在全面关爱救助留守儿童的进程中，仅仅依靠公益组织远远不够，政府不能缺位。

　　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的政府监护体系

　　如果说，留守儿童对于其父母个体而言，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迫不得已；那么，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或许也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底线。这一点，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行动。

　　6月12日，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表示，民政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在依托有关部门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据介绍，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会同财政部进一步抓好“救急难”综合试点，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生活困难，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

　　同一天，贵州省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查清留守儿童数量、构成、特点、家庭状况等基本情况，织牢救助网底。贵州省对留守儿童的家庭主体责任提出了要求，对留守儿童不闻不问，甚至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的坚决查处。父母外出务工前必须对未成年子女的看护做出可靠安排，确有困难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托底。

　　整改的措施力度不能不说很大，但这种做法能否长期有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这并非长远之计。王振耀曾经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司司长，对儿童福利研究颇深。

　　“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这样针对全国几千万留守儿童的政府监护系统。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王振耀提出，留守儿童到底由哪些部门来负责，最终落实到谁来管，有哪些措施来落实，对此我国至今缺乏具体政策，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针对一些留守儿童父母缺乏责任心、对孩子不管不顾的现状，王振耀认为，急需建立起一套针对留守儿童的政府监护体系。“来监测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行为，必要时剥夺他们的监护权，甚至转移孩子的监护权，或由政府来替代行使监护权。”王振耀说。

　　此外，王振耀也认为，要真正帮助到留守儿童，还需要培养扎根农村、深入一线的专职儿童福利工作者。

　　据了解，中国公益研究院已经联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合作开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将儿童福利递送体系延伸到村或社区，提供普惠型服务。

　　目前，该项目在河南省、山西省、云南省、四川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县的120个村试点，每个村都有一名受过专业培训，有社工常识的专职儿童福利主任，来做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专业为孩子们提供从生活到心理多元需求的服务。

　　“基本满足了这些村子共计7.4万余名儿童的多项福利需求。”王振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