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鲁迅博物馆偶遇《徐霞客游记》，是鲁迅1898年所购。这次的偶遇激起了笔者对于“名人眼中的《徐霞客游记》”的兴趣。原来，陈继儒、文震孟、钱谦益、陈函辉、陈仁锡等人无不对徐霞客的旅游壮举和游记奇文给予过高度评价。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徐霞客身上体现出来的科学考察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清华园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高潮。
        中国古代的学者大多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学问，徐霞客却能走出书斋，通过实地考察纠正经书上陈陈相因的错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徐霞客这种科学的考察方法和精神推崇有加，他认为徐霞客和宋应星是晚明新风气下诞生的两大怪人，留下了两部怪书，而《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中的“第一部”，并强调说：“是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胡适也十分推崇《徐霞客游记》，他不仅建议而且自始至终关心丁文江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工作。在《丁在君与徐霞客》一文中，胡适说：“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

    除了地理学界之外，文学界、政界不少名人也曾给予徐霞客及其游记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青年鲁迅曾为自己珍藏的《徐霞客游记》题《跋》，从《跋》中得知，鲁迅曾将《徐霞客游记》由原来的八册重订为四册，阅读过两遍，并拟以“独鹤与飞”四字为次。对此，有人认为鲁迅是化用苏轼《后赤壁赋》中“孤鹤掠舟而飞”之典，表明自己如一只孤鹤与霞客一起神游祖国山水；也有人认为，鲁迅是受徐霞客“我欲倒骑玉龙背，峰颠群鹤共翩翩”等诗句的启发，以此四字来表达自己与徐霞客一样的高蹈之志。李先念曾为徐霞客诞生400周年的纪念活动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对徐霞客其人其游其书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毛泽东说徐霞客没有官气，能够坚持实地考察并敢于纠正经书否定权威，强调的是“实践出真知”以及“反对官僚作风”。

在国外，徐霞客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早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传教士就研读过《徐霞客游记》，并将它作为编写《中国新图志》的重要材料之一。现代美国、英国的一些学者也很重视徐霞客及其游记。美国学者亨利·G·施瓦茨在《徐霞客与他的早年之游》一文中说，徐霞客追求并体现了一种“中国的自然之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祁有著作《徐霞客旅游日记》，第一章即以“中国的自然之爱”为题，认为徐霞客是这种“自然之爱”的代表人物。所谓“自然之爱”就是徐霞客自己所说的“五岳之志”，即有别于政治旅行和宗教旅行、完全超功利的对山水的兴趣和挚爱。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郑和、耶律楚材等都是受朝廷的派遣而出游，具有政治色彩；唐玄奘西游求佛典，出于宗教目的，并且也曾得到唐天子的资助，像徐霞客这样“非宦非贾，而山水是癖”（《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之游，的确别具一格。这种“自然之爱”虽然不能说始于徐霞客，却由徐霞客而发扬光大。此外，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谢觉民在《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一文中认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都受到《徐霞客游记》的影响。
     在所有外国学者中，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最深、评价最高的是英国著名学者、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他认为，就徐霞客观察自然之精细和记载之翔实而言，“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中国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