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叶丹夫人与沽鸡支队队旗

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旗帜在长征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彝族同胞开枪。彝族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感动，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将中央红军全部护送出100余里的彝族区。

红军通过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在小叶丹的带领下，联合其他家族，与国民党军队斗争了五年多。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把队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

1941年，小叶丹被捕前，将队旗交到妻子和弟弟手中，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1942年6月18日，在国民党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出狱不久的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郑重交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手中。后来，刘伯承又将这面队旗转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忍痛脱掉红军军装、摘下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又一次举起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许多红军战士为换装而想不通，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动情地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为亮明政治和民族立场，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既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一度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战旗。

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开展党的工作和重大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党旗仍高高飘扬，起着巨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

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被派到沂水县马头崖村开展党的活动。赵煜琴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了一面党旗，交给当时马头崖村党支部书记刘洪秀。此后，这面党旗见证了马头崖几批新党员的加入以及当地共产党员对侵略者的不屈反抗。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刘洪秀与妻子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将这面党旗救出险境，保护了当地党组织。这面党旗被他们珍藏了50年，直到1989年捐献给沂水县档案馆。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现的第一面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