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句话说尽了世人对于古徽州的向往。

说及徽州工艺，则不能不提及歙砚。《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三年前曾刊发歙砚寻访报道《步步穿云到龙尾》，不仅就歙砚砚石的产地到底是古徽州所属的江西婺源还是安徽歙县进行辨析，更实地走访了婺源龙尾山砚石资源及当地制砚现状。真正代表歙砚的砚石必须来自龙尾山(亦称砚山)与山下的芙蓉溪间，而以制砚而言，真正蔚为大观并代表当代歙砚制作工艺的，古徽州所在的屯溪制砚无疑是其中翘楚。而其中，综合了砚雕、漆艺、木艺等传统徽工的“三百砚斋”从1990年代起，因其联合了中国制砚艺术大师蔡永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甘而可、知名木艺师刘宝年等，让一度中断的徽州工艺，重归雅正之路。

前不久，结合当地组织的歙砚寻根活动，我们再次来到古徽州的屯溪，一方面寻访当地的制砚现状，再次探访三年前走访过的婺源龙尾山与芙蓉溪，另一方面，还邀请知名画家、评论家谢春彦，以及三百砚斋主人周小林，就歙砚的现状与反思进行了对话。对于当下的歙砚现状，周小林认为，歙砚制砚在四大名砚中状态是最好的，这与古徽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这二十多年来重振徽工工艺密不可分，徽工的根本还是在于得有“静气”，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原本具有“静气”的艺人在逐渐丢失这样的“静气”，在他看来，“静气”就是不浮躁，这是徽州徽工的第一标准与要求。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歙砚近三十年的曲折之路，其实见证了对徽州文脉的修复与回归。

第一是静气，第二是才华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前一段时间国内的文化界不少人参与徽州地名的讨论，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往深处看，这应当是一次对于徽州文脉的呼唤，而说到徽州文脉，则不能不提到歙砚，你早在1990年代便辞去黄山市文化局的公职专门组织制砚，对歙砚的文脉回归做了大量实在的工作，想先请你回忆一下决心辞职制砚时是怎样的情况?

周小林：那是1990年代初期，当时歙砚面临的确实是一塌糊涂的混乱状态和环境，我自己当时因为在黄山市文化局从事艺术创作，喜爱歙砚，当时是想如何为歙砚真正找到一条雅正的路子。刚开始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把房租做出来，能不能有钱买石头。后来没想到居然很顺利，第二年到北京展览，歙砚极受北京文化界欢迎，一下就打开了路子。有时候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突然柳暗花明了。

谢春彦：我觉得你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还是一定要把歙砚往文化的路上引领。

周小林：是的。干到55岁，我就不断地研究，这个砚的文化，近代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它不仅仅是工艺品，也应是创作，不仅仅是书画家的研磨工具，也应当是可藏可传可玩的艺术品，这难度就大了。我就开始思考如何真正在歙砚方面杀出一条血路，坚持文化底线，假如这一点做不到，我说我这一生改行也就是糊口而已。

艺术评论：其实慢慢做了，无形中有一种文化责任感，尤其在徽州这种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

周小林：我本来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有不少有利条件，在文化界也比较熟，后来坚持不开分店、不拍卖、不评奖，不参加协会，现在又不参加展览。

谢春彦：你这是独持己见，可不可以讲，这其实也是建立在你对徽州文化、徽州工艺的一个基础上?

周小林：是，古人已经刻了那么好的砚台了，我们今天怎么刻?我首先得把好的砚石找到，这是个基础，所以当时第一是不惜成本地收石头，有了石材以后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因为我不能雕，不会画，不会做工。

艺术评论：但你的长处是可以把这些工艺组织起来。

周小林：就是说我有了好的砚石，并不乱雕，我留着。因为我觉得当时所接触的歙砚雕工并不合我的意，因为我看到了真正的好砚是怎样的，当时名声很响的砚雕家都被我淘汰了。

艺术评论：当时淘汰肯定有标准，包括到现在，标准是什么?

周小林：就是是否安静。做艺术，再有才华，有再好的技巧，但如果他不安静，想的是艺术之外的东西，那就不行。所以我的要求第一是静气，第二是才华、悟性，第三是技术。这三点能融合的话，这个艺人就必成大才。

谢春彦：这些标准也符合自古以来对徽工的要求，比如说徽派雕刻、版画等。

艺术评论：其实更多存在的背后就是静气。往上追溯，可以说到徽州的画僧渐江——包括新安画派，其实是从倪瓒这一路下来的，就是得有逸气与静气。

周小林：这些也确实是我对砚的要求。

谢春彦：从传统上来讲，这几个标准是可以归纳到总的徽州文化，我认为可以用孔子讲的两个字，雅正，就是工匠也不能做得俗，工匠也有高下之分。这个静气，实际上是对人的要求，是对道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技术，技术的根本在于道，现在普遍的问题在哪里?人浮躁，坐不住了。

艺术评论：还有，可能你的标准也在于有意无意在修复因种种运动破坏的徽工传统。

谢春彦：还有一点，这个做一个试点，从前读书人，你们安徽是有读书种子，有读书传统的。但是这个几十年来，整个的社会，内心浮躁，安静不下来，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心不正，艺何以正?艺何以精?艺何以雅?

周小林：现在我把砚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我的三次坎坷，人生经历的积累，为我打了五十年的底子和基本功。

艺术评论：所有的人生经历与曲折都会反映在你的作品里。

周小林：经历就是财富，它让我看穿和看透了很多很多，我当时想，别人追求的东西我不要了，我可以让我的三百砚斋与砚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谢春彦：你们给我最初的感觉是做的气场对，有一股清风，有一股正气，在那里摆出的砚，哪怕是还没有雕好，但工艺在那里，有正人之心，这是朱熹讲的，如果心不正，路子不对，艺者不精，道者不纯。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讲的，有意无意在收拾残局。

艺术评论：收拾徽工的残局，包括后来对这一代砚工的影响，为歙砚建立了一个标准。

周小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歙之国宝》这本书，里面的歙砚都是三百砚斋的，出版前，蔡永江与我家人都提心我把私藏的“秘方”公之于众，但我说，就是要让大家去学好的标准，让中国的歙砚雕刻艺术走一条正道，不能再走歪门邪道。正道需要你有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东西给别人，别人会选择的，我们要干一件千秋功德的事，至于别人把这些图案学出来，我还有另外的图案，他会逼得我不断努力去变革。比如这个小笋砚，是个二十多岁的人雕的，16岁就跟着我。现在蔡永江也有后生可畏之感!长江后浪推前浪，徽派文化就是这样，一定会有后人上去。

谢春彦：徽派的文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真正的工匠精神，从半坡、三星堆，一直到汉唐，包括明清的首饰，这里面有一条隐约可以找到的主线，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现在的缺点在哪里?不诚敬，荒嬉自己，就是荒嬉民族。工匠最重要的我认为在于诚敬。

艺术评论：是的，另外你当时刚涉足歙砚时怎么组织甘而可、蔡永江一帮艺人，追求精益求精?甘而可那时还不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吧?

周小林：他们还没有今天的谱，但甘而可到现在还是有情怀的，惜恩的。

艺术评论：你当时把这些艺人组织起来，怎么提创意、提要求，这也是对徽工的要求。

周小林：当你发现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甚至可以做到完美和极致，那么中间你就得考虑去怎么用他，怎么去调动他内在的审美高度。比如，选用什么品质的砚材?如何确立创意?起用何种风格的雕家?怎样精配漆艺、木艺砚盒?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元素有机地与砚石相融合?我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原本个体的、手工作坊式制作，变为一群艺术家的集体创作。让我惊喜的是，以前的专业知识、人生阅历及生活积累都派上了用场，我仍然是在领导、调动着众多的艺术家各司其职。所不同的是，我的上面再也没有人瞎指挥，乱弹琴，违背艺术规律，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做好了是自己的事，做不好也没人打板子，兴师问罪。我相信他们的工，我相信只要安静下来雕刻，就一定会成功，当时一块砚的雕刻(费用)就可以解决了他所有的后顾之忧，这样才可以心无旁骛。比如我们创意雕刻兰亭的题材，过去歙砚是没有兰亭题材的，我认为是个耻辱。

谢春彦：因为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磨墨写字，写字的顶峰就与兰亭相关。

周小林：而且王羲之的兰亭必须是有曲水流觞的，什么砚可以有曲水流觞的境界呢?只有歙砚可以。第一块兰亭砚，应该是1996年前后，蔡永江一年就雕刻出来了，当时工费是两万元。我提出来，用薄的刀工，再加上传统的浅雕、深雕、浮雕，侧面还要雕不少人物，还有鹅池，都要下工夫，我和他说要把每个小鹅都雕活了，荷叶有风吹的感觉——他有悟性的，他干了，他就往死里雕。

艺术评论：你说的“死”是说一种极致的要求，就是把这个徽工的工人，技术也是往极致里调动，从各种条件来调动。

周小林：雕出来以后，他这边雕，完成了一半我就看，给他一些修改的意见，然后再提出一些要求，又不断地鼓励。看差不多了我叫木艺师来，我说你开始可以做盒子了，刘年宝就开始用小叶紫檀进行设计，然后漆艺方面请甘而可再参与，确定推光的全黑大漆，这是素漆，难做的，盒内、座底、边角必须一丝不苟，我们几个人为了一块砚经常开研讨会，几乎不是在做砚台，是做艺术研讨，我们好像是做学术研究的。每一块砚的创作，都要开会，直到砚和我心目中的渐渐相符——我后来说之前在黄山市文化局做纪录片《黄山颂》的导演没白当，相当于我是导演，用什么角色、剧本、舞美、灯光来组合这台砚。

谢春彦：每个砚也是一台戏，你是一个砚的导演，可以这样理解。

艺术评论：所以您刚才说戏和做砚是通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一通百通。

谢春彦：都通，艺术创作都这样，电影创作、话剧创作、美术创作、文字创作，应该都是这样的。整个徽派艺术，包括建筑也好，雕刻也好，木刻也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精纯，没有废话，比如版画的线条跟明代以来的审美规范是最为接近的。

艺术评论：一脉相承，是从明代一路下来的，不像清代工艺的繁琐，而且这个山水滋养、人文滋养也很重要。我比较喜欢你设计的文人砚素砚，这里面应当有对整个砚的思考。

周小林：我是从雕工培养雕家，简约的砚，技巧上是容易的，但我认为得先把浑身的本事、解数都练好了以后，再走文人砚，才有基本功的底子。

艺术评论：其实极繁才能极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谢春彦：一定是从繁入简。要先工笔后写意。

周小林：我也更喜欢素工，第一是材料纯净，讲究石材。文人的素砚讲究线条的美、简约美，是一种非常大方的文人砚，非常雅致，专门培养了一个人，专门雕素工，刻素砚就在线条上下功夫。

制砚需要从文化层面理解

艺术评论：还有一个问题，您对整个歙砚，包括砚雕这个行业的现状，怎么看?

周小林：从我的角度，这15年，单单就歙砚而言，其发展超过过去的50年。1949年以后歙县有一个歙砚厂，过去的歙砚是以歙砚厂为标杆，这个标杆是歙砚厂的两个人，一个是方见尘，一个胡震龙。

艺术评论：你认为“歙砚厂时代”和整个中国的砚雕传统有隔离吗?

周小林：胡震龙会画画，有文人气，一方面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四大传统是相吻合的，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就是雕得花里胡哨的，各种砚都有——那是歙砚厂时代，到了1992年我辞职专门从事歙砚，1992年-1995年之间还是算这个时代的，包括方见尘也算。到1995年以后我悟了，我觉得歙砚不应该那样，所以从1995年以后，歙砚的雕刻可以说是以三百砚斋为引领在探索一条路，后来凝聚成一本《歙之国宝》，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那就是蔡永江、甘而可、刘年宝时代，他们三个人的时代。后来，歙砚走向了一个良性的高度发展，歙砚的技巧和雕刻，和端、陶、澄泥砚和其他砚种，目前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了，拉得很远——我们不去讲石头的品质和研磨的效果，那各有千秋，就从制作和艺术，拉的差距比较大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参与创作的人已经开始在思考，这是艺术创作，我们要做出好用好玩，文人自己喜欢的作品。高雅，且做到极致，提高各个阶层对歙砚欣赏的标准。

艺术评论：可以这样说，徽州文化的传承，你们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

周小林：所以说我们以这样的苦心、苦志，诚真之心来做歙砚，而且都是龙尾山的砚石，这样的制砚，其实在中国已经断了数百年了。

艺术评论：其实我在屯溪老街看砚，有一些我看也是什么工艺大师，但作品却是匠气居多，如你所说，制砚还是需要从文化层面来理解。

周小林：所以说还是匠气的砚背后的人缺少文气，也就是缺少静气，多躁气。在砚山村，我买砚材交往的村民也是朴实居多，比如汪建岗、鲍佩忠等。

艺术评论：说到砚材，过去存在过无序开采和长时期禁止开采，有一个背景，宋代由于文人主政，砚业发展是黄金时期，龙尾砚和端砚到明清时候，很多是禁采的，叫保护性开采。解放前，龙尾石的开采始终未能恢复，制砚艺人也日渐减少，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日本收藏界对中国砚石姿源的渴求，当时为了换取外汇，是非常疯狂的，无论是端砚的老坑，还是歙砚最代表性龙尾山，都在炸石头，毁了多少砚石啊。

周小林：我现在倒是很好的心态，就不着急，没有这个心态就完了。每次到龙尾山，告诉家人我花掉二十万、三十万，家人都不吭气，我告诉他们，我到龙尾山买了砚石，这是我一生的快乐，我有瘾，你们要不让我买石头了，就难受，就像不让我喝酒、抽烟一样，我已经有瘾了。第三，我到龙尾山买了这么多砚石，其实不是去消费，是实在赚的。因为当时买砚石花了二十万元，五年后你再去买石头，可能就要一百万元，因为资源少了。

谢春彦：你现在这个讲法是一种通俗的讲法，实际上你还是喜爱，就是《红楼梦》中讲的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你的通灵宝玉就是那些石头。

周小林：无论是山上采的砚石，还是芙蓉溪的，一定要是老坑中优质的精品，老坑石一定是美，美感动人。

艺术评论：第一次到龙尾山芙蓉溪什么时候?

周小林：这个数不清了，因为有二十多年了，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不能回家过，就睡在芙蓉溪，因为车不通嘛，拖拉机也不能下，下雪结冰，所以我在那住了三天。我觉得中国歙砚的美和它的实用、收藏价值，只有芙蓉溪的龙尾老料才会呈现。现在通称的歙砚，把修宁、歙县、祁门等的砚石都归进去了，但我们真正要追求中国歙砚，从历史上看，从南唐李煜开始，到宋代直到今天，必须是龙尾山、芙蓉溪，这才是正宗的正脉，我是死抱着芙蓉溪不放，见到芙蓉溪就神魂颠倒走不动了。我给我自己定的做砚的标准：一流的老料，一流的设计，一流的雕工，一流的砚盒，一流的砚铭、拓文，这样合在一起，才可以让一块优秀的龙尾老料变成一流的歙砚，这里面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其实我是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