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朱德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感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

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

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边区内部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想，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换回大量资金吗？朱德明确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

毛泽东赞成朱德等提出的积极发展生产的方针，主要是投资盐业的发展。他说：“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的问题。出入口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毛泽东、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当时边区只有145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为打开困难局面，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拿不起锄头，便在营里给战士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牛”的英雄。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他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位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他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朱德是位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朱德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粮食总收成比重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