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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的由来和体现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朱德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感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
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
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边区内部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想,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换回大量资金吗?朱德明确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
毛泽东赞成朱德等提出的积极发展生产的方针,主要是投资盐业的发展。他说:“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的问题。出入口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毛泽东、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当时边区只有145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为打开困难局面,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拿不起锄头,便在营里给战士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牛”的英雄。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他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位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他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朱德是位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朱德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粮食总收成比重逐年下降。
编辑:秦云
关键词:毛泽东 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 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