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截止到今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湘钢中层管理人员在岗人数由2014年底的145人精简至114人，科级管理人员在岗人数由627人精简至463人。

“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和以“项目制”为抓手的运行机制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更浓烈的竞争氛围，“市场信号”也越发清晰地传导到了每个岗位。

“落实减员压编措施，确保2017年底钢铁主业人均年产钢800吨以上。制定鼓励转岗分流职工退出政策，如适当放宽内退年龄、自愿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暂停履行劳动合同等。”

十项决定的第六条内容，让许多像成宁湘一样，一直对“国有企业”心存优越感的老员工心里打起了鼓：这是意味着铁饭碗要打破了吗？

记忆

“我们这些由于湘钢征地而得以加入企业的农村妇女，在十里钢城这片热土上成长，人生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

58年的发展史，在每一个与湘钢相关的家庭里都刻下了无法磨灭的“钢城记忆”。

那些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湘钢子弟”的记忆尤其微小而具体：夏天是厂里自产自销的牛奶雪糕，冬天是在澡堂里洗一个热腾腾的澡，还有父母时不时带回来的各种福利：苹果、带鱼、大豆油……一位自称从小开始“想都不想就要进湘钢”的员工说，这种温暖就像有一年厂里发的一麻袋西瓜，“沉甸甸的，背都背不动”。

国家建设对钢材的旺盛需求一直维持着几乎所有钢铁厂的好日子，钢铁工人也因此成为一个光鲜的职业。

1980年进入湘钢工作的成宁湘，每月工资就有300多元，这在当时的湘潭市已算得上高薪。那时当地盛行着这样一句话：“找对象，就要找三根大烟囱下的。”那三根大烟囱，正是湘钢的所在地。

如今的湘钢，早已经脱胎换骨为资产总额近500亿元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完成了从国营钢铁厂到现代公司制的转变。经历其间的沧海桑田，湘钢职工内心深处，都积淀了厚重的湘钢“命运感”。

“刚进厂时，我在装卸队开铲车和拖拉机。到2000年，装卸队分流，我到了渣钢厂，继续在机械段操作装载车。4年以后，机械设备被划归到湘钢下属的汽车队统一管理，我又做了渣选工，一直到内退。”梳理着自己的履历，成宁湘流露出了作为湘钢工人的稳定与满足感。

而刘利军和她的前任班长胡新娥，则借着特定的历史机遇，从农家妹子变成了湘钢工人，经历了与成宁湘截然不同的“湘钢人生”。

像其他传统钢铁企业一样，湘钢在不断“长大”。1992年，湘钢征用附近3个村的部分土地扩建厂房。18岁的刘利军与24岁的胡新娥跟120多个失地农民一起，被招进了渣钢回收加工厂。

刘利军还记得第一次上班时的场景。那天，身高1米55的她夹杂在100多人里，在一片空地上站定后，除了中间一堆小山一样高的炼钢废渣，再看不到任何东西。

瑟瑟的冬日寒风中，没有厂房，没有马路，甚至没有一棵树，身边一同进厂的农妇高声喧哗着。隐约中，刘利军听到有人说，以后她们的工作，就是在小山高的钢渣堆里挑出大块的渣钢。

24年后，从小就有当工人的梦想每天都会远远地望着厂房的刘利军回忆，那一刻，她有些迷茫了：跃出了农门，但干的活跟农民相比，也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的湘钢早已没有这样的回收工，只有胡新娥保存的一张旧照片留下了她们“拣铁”的痕迹。

照片里，在茫茫新雪覆盖的废渣堆上，一位女工正拣起一块废铁，往旁边的木板车上扔。厚实的冬装让她的身形看上去有些臃肿，由于整日在铁渣里穿梭，套在最外面的工作服已经脏到看不清原本的颜色。

干的活与农民没有太大区别，但干活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没戴安全帽罚5元，工作鞋带没系紧罚10元……”工厂的规章制度，让这些在农村闲散惯了的姑娘媳妇们不禁暗暗叫苦。而且因为拿的是计件工资，碰到块头大一点的渣钢，女工们常常一窝蜂冲上去，甚至为此推搡起来。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湘钢遭遇困难，回收队最长两个月无法按时发放工资，这一下简直炸开了锅，领导办公室每天都围满了人，追问什么时候发工资？

“我干了活儿，你就必须给我钱，企业困不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今已是水洗球磨班班长的刘利军，对当时同事们的想法记忆犹新。

对这些姑娘媳妇来说，要真正“变”成工人，还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