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多彩与玄学的繁荣

魏晋知识分子生活丰富多彩，出现了不少以“任诞”著称的人物。

魏晋时代思想活跃，而随着庄园经济的繁荣，士人在经济上有比较可靠的保证，连陶渊明那样似乎比较穷的人，家里也还有一定的田产（《归园田居》其二诗里说过“我土日以广”）。

西晋有一个大学者皇甫谧，一直不肯出山，等到左思写出了《三都赋》而没有引起注意的时候，高官张华建议左思请皇甫谧写序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照做，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时声名鹊起，引起“洛阳纸贵”。

魏晋时代的作家很坦率。孔融说父母对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如果没有自己，天下不知道几人称王；又说皇帝封给他的土地不想多要，但军队不能放弃，否则自己就不安全。过去很少见有这样坦率的文章。陶渊明归隐之后坦然承认自己思想上有矛盾，在两种生活模式之间犹豫动摇，这就是他诗中之所说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毫无内心冲突而固守其穷，那是远于人情的。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心甘情愿地固守其节操，还在于他一向说真话，敢于暴露其真实思想。

魏晋名士特别强调对于真善美的感受和追求，一心一意过自己认为真善美的生活，各行其是，于是就成为多元的了。《世说新语》有《任诞》篇，其中好玩的事情很多。有一段说，阮籍的邻居是一家酒店，女掌柜很漂亮，阮籍就常去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老板娘身边。老板看了很有些怀疑，后来看看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阮籍用一种纯审美的态度对待酒店的女神，他的做法在古代不免很有些怪异，就是放在现在也不大行得通。这就是所谓“任诞”。《贤媛》篇讲起山涛的夫人要窥视她丈夫的两个好朋友———阮籍、嵇康，也采取比较奇怪的做法：“二人来，妻劝公（山涛）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把这两个大名士人认真地观察了一夜，第二天向山涛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山涛同意她的结论。这位山夫人也很有些“任诞”。怪诞一定是多元的。

“任诞”的背后是个性的张扬，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的素质。在精神上与七贤等“任诞”人物相通而行为毫不怪异的是陶渊明，他归隐后过的是很普通农村的生活，精神很自由，对他日后成为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代玄学大为繁荣，知识分子追求“玄心”形成风气。

魏晋时代玄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极其时髦的清谈就是以玄理为内容的学术论辩，名士们不仅谈谈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也实践其理论，追求对于功利的超越，这就是所谓“玄心”。

有“玄心”就可以想通人生的哲理，对于得失、成败、生死都看得非常之透彻。例如《世说新语·雅量》载，东晋的大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逸少）青年时代对待相亲这样的大事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当时其他待选的青年都很矜持，王羲之却若无其事衣冠不整地躺在那里，结果反而被选中了。这就是“东床坦腹”这个典故的由来。《世说新语·雅量》又载，淝水之战打了大胜仗，谢安当时在下围棋，看了信使送来的捷报以后，一无表示，继续下棋。这种超级的平静全靠“玄心”在背后支撑。谢安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高水平的文学家。

陶渊明也是以“玄心”著称的。例如他有名句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所谓“心远”正是典型的“玄心”。

过去的老式隐士往往遁入山林，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防止污染，过遗世独立的生活，以为这样才叫隐居。而陶渊明的隐居却是“结庐在人境”，虽在滚滚红尘之中，却仍然可以保持心态的平静，对那些车马之喧充耳不闻。“心远地自偏”——这样的心正是玄远之心。如何才能做到“心远”？他没有作正面的解说，但用形象的描绘给出了益人神智的答复：“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在自家宅院的东篱下采菊，眼却望着南山，又转而去看飞鸟：此即所谓“心远”。陶渊明不单是大诗人，也是大思想家。

陶渊明还有一首题为《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诗，更是他具有“玄心”的绝好文证。陶渊明家的住房失火烧起来了，被夏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精光，弄得“一宅无余宇”，他还心态很平静地浮想联翩，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非得有超强的“玄心”不可。